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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8（第1页）

那天下午两点，米莉·坎贝尔完成了手头的家务活，就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歇息。一个人照看六个孩子实在太繁重了，就算只是这么一两天。她鼻子里还充斥着灰土和地板蜡的味道，耳里听着孩子从屋外传来的阵阵嬉闹声——事情发生之后米莉常常说，至少在听到警笛声前一分钟，她就有了“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不祥预感”。

这是紧急事件的警报声：发生了火灾、凶杀案，还是刑事案件？汽车上的警笛声撕裂着宁静的午后，响亮而动人心魄，米莉可以想象警笛正在左近的一个弯上放慢了速度，拐了过去后又全速向前行进。她及时走到窗户，目光越过树丛和草坪，正好看见一辆救护车从革命路驶上十二号公路，车身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警笛一声比一声高，直到救护车在十二号公路上消失后，难以忍受的尖啸声还久久徘徊在空气里。一切恢复了平静，只剩下米莉担忧地咬着下唇。

“我明明知道很多人住在这条路附近，”她事后回忆说，“事情可以发生在这其中任何一个人身上，可是直觉偏偏告诉我，这个人就是爱波。我想马上给她打电话，可是走到电话机旁又停了下来，心想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岂不是显得很愚蠢，而且那个时间她很有可能在睡觉。”

于是她不安地守在电话旁，直到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是吉文斯太太，她的声音从话筒传过来，刺痛了米莉的耳朵。

“你知不知道弗兰克家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刚从他们家经过，看见一辆救护车从他们家的车道开出来。我担心极了，一直给他们家打电话，但没人接听……”

“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呼吸也快要停止了，”米莉过后解释说，“电话挂断了之后我难过地坐在那里，然后我做了每次发生可怕的事情都会做的事。我打电话给谢普。”

站在联合精密仪器公司的其中一扇窗户前，谢普一面向外眺望，一边慢慢地揉着脖颈。自木屋酒吧那销魂的一夜后，他就陷入了幻想的泥沼里。这一个星期以来他魂不守舍，既不能把心思投入到工作中，对米莉更是心不在焉，甚至都顾不上自己了。第一天他像任何刚刚坠入爱河的男孩一样，找了一个电话亭给她打电话：“爱波，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然后她用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解释清楚，他们不可能再那样会面，这一点他应该心里明白，不该抱着幻想问这些愚蠢的话。爱波的决绝刺伤了他，当天夜里直到第二天早晨他都耿耿于怀。“上帝，她一定把我当成一个头脑简单行为粗野的小丑了。”所以他在心里默默地排练着一篇冷静、成熟和通情达理的说辞，准备下次再给她打电话。可是他一走进电话亭就乱了分寸。他把练习了很多次的词句说得乱七八糟，声音颤抖得像个语无伦次的傻子，然后他又开始说“我爱你”这样的话。最后爱波只好当机立断地说：“听我说，谢普，我真的不想挂断你的电话，不过你再这样的话，我只能先挂断了，对不起。”

之后他只见过她一次，就在昨天，当她把孩子带过来托付给米莉时。他战战兢兢地躲在卧室里，遮蔽在昏暗的窗帘底下，他掀开一条缝隙窥视着她走出汽车——一个满脸倦容的孕妇。她的身形面容令他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

“坎贝尔先生，您的电话。”外面工作的女秘书叫道。他走到桌前拿起话筒时，心里想，这会是爱波吗？虽然这种设想非常不合情理。

不是爱波。“宝贝儿，是你啊——什么？听我说，你冷静一下。是谁被送进了医院啊？什么时候的事？我的上帝啊！”

这时候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这一整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感觉能自我控制，并且重新拥有了处事的能量。他的屁股轻轻滑落进椅子里，双脚交叉像蹲着一样，一只手握着话筒，另一只手举着自动铅笔，就像一个冷静的伞兵正蓄势待发。

“你先冷静下来，好吗？”他告诉她，“你给医院打过电话了吗？亲爱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接下来才可以通知弗兰克……好，我知道你很沮丧。那我来打听情况，然后再打电话给弗兰克。现在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放轻松，听见了吗？”他在草稿上画了好几条平行线，“好的，”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孩子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他们的孩子。嗯，好的……好。就这样。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接着电话直拨到医院，穿过错综复杂的电话转接，剔除那些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的声音，他以明快果断的语调咨询到他所需要的信息。

“什么急救？……我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意外。……哦，您说她刚刚流产了。哦，明白了，您能告诉我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吗？……哦，明白了。那么您知道手术需要多长时间？……医生的名字是？”他的铅笔飞速记下了医生的姓名，“好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你们有没有通知她丈夫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然后他继续躬身在桌前，拨通了纽约诺克斯公司的电话。

“我要找弗兰克·惠勒先生……他在哪里？哦，那麻烦您把他从会议室里叫出来，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通知他。”从接到米莉的电话开始，谢普就冷静果断地采取必要的措施，直到现在停下来等候弗兰克接电话的几分钟，焦虑感才在他的五脏六腑蔓延。

然后弗兰克终于站在了话筒的另一边。“我的上帝啊！”弗兰克听完这个消息后说。他的声音又震惊又虚弱。

“弗兰克，先别急，听我说。你一定要放轻松！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她应该没什么事。嗯，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现在听我说，坐下一班火车来斯坦福，我会在那里等你，然后我们五分钟之后就可以赶到医院……是的，我现在就离开办公室。好的，弗兰克。”

在停车场里，谢普一边飞快奔向他的汽车一边套上外衣。新鲜空气在他的耳边呼啸，他感觉精神又重新亢奋起来。他犹如战场的军士，虽然无法掌控大局，但仍能快捷有效地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在车站等候弗兰克的时候，谢普又给米莉打了电话（她已经冷静下来了），然后再联系医院（没有新的进展）。下午的阳光洒满月台，谢普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把口袋里的硬币拨弄着叮当作响。他心里默念“快点吧，快点”。这种不同寻常的安详时刻也像战争——风风火火地赶过去，然后是静默的等待。火车突然出现了，弗兰克六神无主地踏进站台，差点摔倒在地。看到谢普后他飞扑过去，速度快得领带都飘了起来。

“弗兰克，快，跟我来，”几乎在火车还没停稳的时候，他们就并肩跑到停车场。“我的车子就在那边。”

“她还……她有没有……他们现在……”

“没有新的进展。”

从火车站到医院不远，但是车很多，他们只好随着车流慢慢前进。在这一路上他们没有交谈，谢普不太肯定自己开口说话能起到什么作用。弗兰克的眼神，他蜷缩在旁边的座位上浑身颤抖的样子，让谢普感到恐惧。现在他知道已经没有机会采取主动挽回局势了；当汽车攀上这最后一个山坡走进丑陋的褐色大楼，他也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完全绝望的区域。

两人快步穿过亲属探视通道，停在一个咨询台边磕磕巴巴地问明路向，然后前后脚冲到急救室像田径赛里势均力敌的两个对手。这时候谢普很庆幸他的思绪已经不能集中起来。当年在战场上，这种状态或早或迟会出现在他身上，身体内部会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在保护着他：“不要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这些并没有真的发生，不要相信。”

“哪位太太？惠勒太太？”一位脸上有雀斑，身材丰满的护士问。她站在走廊的尽头，消毒口罩上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们，“你们是说急救中的那位？现在我不太清楚情况。我恐怕我不——”她不安地朝那扇亮着红灯的门看了一眼。弗兰克想冲进去，护士连忙挡在前面制止他，谢普及时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了回来。

“我们不可以进去吗？他是她的丈夫。”

“不行，现在肯定不能进去。”她睁大了眼睛来强调自己的职责。不过最后她犹疑了一下，同意走进急救室亲自咨询医生。一分钟之后，一个身材瘦小、表情羞惭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外科手术袍出来了。

“哪位是惠勒先生？”医生问。然后他把弗兰克领到一边密谈。

谢普通情达理地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容许内心的声音向自己保证：爱波不可能会死掉的。因为没有人会这样死去，在这样慵懒的下午，在这样昏昏欲睡的走廊。如果她正要死去，那个清洁工怎么还能安详地拖着地，怎么还会哼着歌，并且容忍那间病房把收音机开得那么大声？如果爱波·惠勒即将死去，医院的墙壁上怎么会贴上喜气洋洋的布告通知员工参加舞会（“充满乐趣！美味点心！”），怎么会有这些摆放得那么舒适的柳条椅子，以及整齐地罗列在桌子上的杂志？医院以为我们能干什么？当有人正在死去，我们能坐下跷起二郎腿看《生命》杂志吗？当然不会。这是一个婴儿被接生出来的地方，一个普通的流产能很快被治愈的地方；这是一个短暂地让你等待，让你忧虑的地方，很快磨难就会结束，你就能痛痛快快地走出去喝点东西然后回家。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他坐在一个柳条椅子上，随手拿起一本放在桌子上的《美国摄影》，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去翻找女人的裸体照。不过他很快又站了起来，向走廊的一个方向走几步，又折回头走几步。尿意把膀胱积压得一阵疼痛，他现在很想上厕所，不过他不知道找到厕所再回来会花去多长时间。

这时候医生已经回到急救室，留下弗兰克独自一人站在门口。他用手掌根揉着太阳穴，说，“天啊，谢普。他说的话我有一半听不懂。他说救护车抵达时胎儿已经出来了。他说他们要做手术把那个什么东西弄出来，对，是胎盘。他们做了，但是现在她大出血。医生说救护车抵达之前她就已经大量失血，现在他们正在帮她止血。他还跟我解释了我没听懂的东西，关于毛细血管什么的，而且他说她现在不省人事。上帝啊！”

“我们能不能先坐下来，弗兰克？”

“他也这么跟我说了。可是我他妈的坐下来又有什么用？”

于是两人只好继续站着，听着清洁工低声哼唱，听着拖把击向墙面的节奏，听着护士走过甬道时橡胶鞋跟敲打地面的闷响。“抽根烟吧，伙计？这里，我有火柴。”谢普递过一根香烟，不过他说话的语调有点过分客气和友善。弗兰克一直失魂落魄，只有接过香烟时才回过神来。于是谢普再接再厉，“要不这样吧，弗兰克，我去弄两杯咖啡？”

“不用了。”

“你不想喝吗，那好吧。我很快就回来。”他心急火燎地穿过走廊，拐进一个角落再穿过另一个走廊，才找到了男厕。膀胱的压力逐渐释放出的一刻，他颤抖着，还几乎呻吟出来。然后他回到走廊里，打听到医院的食堂在几百码外建筑物的另一头。他快步绕过玩具、蛋糕和杂志，点了两杯咖啡，然后，小心翼翼地端着两只烫手纸杯，他开始走回急救室去。不过他迷路了。所有的走廊看上去一模一样。他走到一条走廊的尽头时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他不得不花许多时间找回原路，他永远记得，这就是他在做的事情，提着两杯咖啡，摇摇摆摆地走过一条条走廊，脸上挂着愚蠢的垂询的笑容——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在爱波死的时候。

当他终于转进急救室所在的走廊，他知道自己最惧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亮着红灯的房间在长长的走廊尽头，那一片走廊空荡荡的，弗兰克已经不在那里。距离房间还有五十码的时候，他看见门打开了，一群护士走了出来，急匆匆地朝各个方向散开。她们身后慢慢走出一名，不，是三名或四名医生，其中两个搀扶着弗兰克，就像酒吧里尽责的服务生在伺候酒醉的客人。

谢普惊慌失措地扫视一圈，最后他蹲了下来，把咖啡纸杯放在地上依靠着墙，然后飞奔过去。接着他就深陷在医生的包围中，他无法把他们一个个区分开，对谢普来说，他们就是一群白褂子，有着相同的粉红色脸蛋，却七嘴八舌说着不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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