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本,”珊尼亚说,“不过我并没有把具体数字告诉他们,就让他们想破脑袋好了。”
突然我们都沉默起来,我看着她洁白的脚踝,脚趾甲被涂成了紫色,跟裙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她在我前面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点。
“女人喝酒的时候都想知道些什么呢?”
“什么都想知道。”
喝了一大口后,她又问:“你呢,有多少个女人?”
“不知道。”我说。
“都已经到数不清的程度了吗?”
“不是,我只是没刻意去数而已,觉得这不重要。”
“普希金跟第113个爱人结了婚,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没这么多,差远了,我可才三十岁。”
“普希金结婚的时候也就三十岁。”
她看了看我的杯子,给我倒了点酒。
“我看呀,你就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她说。
“怎么听起来跟残废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可我觉得那样会很……无聊。”就像她得从几个词中做出选择似的,比如孤单、浅薄,最终选出了那个最不尴尬的词。
我经常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伴侣,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个人没有生活,名字背后也并未藏着故事。
“不过我也无法想象你结婚生孩子的样子,”珊尼亚接着说,“你总是在出差,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躲到诗集后面去。”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这一切还是会发生。并不是结婚,而是小孩,除非我跟卢卡一样——不育。
“这是究竟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那些旅行,还有你对诗歌的爱。”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不过我的太爷爷曾经踏上船板,去了美国,参与建设了一座摩天大楼,还真敢去追梦。不过他读不读诗,我就不知道了。”
“普希金的太爷爷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领养子,得到他仿佛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时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埃塞俄比亚小男孩。”
“这我还真不知道。”
“诗人们曾经为那位先父叙写普希金的热情。”
就好像是编出来的故事,一个神奇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宫殿和蜀锦衣服的时代,在马车和白马的时代,故事被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情节越来越庞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故事里有一个北非的穆斯林,一个沙皇,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一个藏在名字背后的故事。
闭幕式结束两天后,大约两千名观众欣赏完了诗人们在德林湖的木桥上的朗诵,我得负责让索菲亚怀上孩子了。聂胡达已经在妻子的帮助下种了一棵树。“就跟俄罗斯的宇航员出发去太空前一样。”珊尼亚说。诗歌公园里还举行了一个庄严的活动,立下了纪念碑,大伙儿一起乘船前往斯特鲁加对岸的那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还有一口一直嗡嗡作响的水井。诗人们弯下腰,去听井里的声音,仿佛卡斯塔利亚的源泉,试图从中获得灵感。尽管俄罗斯的诗人都喝了酒,好在没人提早上岸、脚下踩空的。所有人都安全地回到原地,搭飞机回家了。
珊尼亚的男朋友来机场接她,她问要不要送我一程。我还是决定坐火车回鹿特丹。那个双手黑乎乎的男孩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就跟所有男人看某个跟他们的老婆一起过了几天的人的眼神一样。另一天晚上,珊尼亚又来到了阳台上,拿着一瓶还没开的酒,告诉我自己曾经出过轨的事实。“难道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九本诗集吗?”我问。“还有人说十本呢。”她一脸坏笑地回答道。
坐在开往鹿特丹的火车里,我在读查尔斯·米西克的散文诗,是乐立夫法罗在斯特鲁加送给我的。查尔斯是在美国出生的塞尔维亚诗人,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却被文学评论家唾骂。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散文形式的诗歌的,尽管好多大家也都选择过这样的文体,比如波德莱尔、劳特门特,还有兰波。
火车开到代尔夫特的时候,我念到了下面这一段:“我被吉卜赛人偷走了,父母把我偷了回来。接着吉卜寨人又把我偷走了,就这样来来回回持续了好些日子。”那个孩子一天喝“新”妈妈的奶,第二天又坐在长长的餐桌前,拿着银勺子吃早餐。“今天是春天里的第一天,一个父亲坐在浴缸里唱歌,另一个正用五彩斑斓的笔调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麻雀。”
诗很短,两段而已,就在火车停靠在鹿特丹中心站,我离开车厢时,才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潜台词。
我跟着人群走进城里,经过上千辆自行车和叮叮当当作响的电车。那时火车站的对面还有一座陈旧的桥,一个男孩合唱团正在桥上练习。从那里经过,时而还能听到那些穿着水手服的男孩子们高昂的歌声:上帝的羔羊,是那么无辜,却被宰杀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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