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没有理睬,就把他推走了。车到门口,他又想挺起身来。他那长着黑色卷发的脑袋摆动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还会回来的!我还会回来的!”他哭叫着。
门关了。我们都很激动,可是大家都不吭声。最后,约瑟夫才说:“好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人一进到那里,就怎么也出不来了。”
我动了手术,呕吐了两天。我的骨头无法愈合了,医生的秘书这样说。另外有个人,骨头长弯了,后来又断了。真是倒霉。
在我们这批新到的病人中间,有两个年轻的士兵是平足。那是主任医生在查看病房时发现的,他高兴极了。“我们马上可以把它们矫正,”他跟他们说,“我们只要做一次小小的手术,那么你们就可以有一双十分健全的脚了。把他们记下来,护士小姐。”
他一走,那个什么都知道的约瑟夫就警告他们说:“千万别让他给你们动手术!这是那个老家伙对科学的狂热。只要他能够抓住一个人动一次手术,他就简直是发了疯。他要给你们的平足做手术,那没有错,你们的平足确实是没有了,可换了个畸形脚,从今以后,你们一辈子得拄着拐杖走路。”
“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个人问。
“就说你们不要!你们到这里是来治疗枪伤的,不是来治疗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有没有为这双脚感到不方便?没有,那就好啦!现在你们还能够走路,可是如果那个老家伙给你们开这么一刀,那你们就会变成残疾。他需要的是用来做试验的人,所以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的医生来说一样,战争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你去看一看下面那个部门吧。有十来个人走起路来总是一跛一瘸的,那都是他动的手术。不少人还是在1914和1915年来到这里的,好多年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比开刀以前走路更方便的,差不多个个都比以前更糟,而且大多数装了石膏腿。每隔六个月,他又抓住他们,把骨头重新弄断,而每一回总说是取得成功了。你们记着我的话吧,只要你们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做这个手术的。”
“啊,好家伙,”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厌倦地说,“即使弄坏你的脚,总不能弄坏你的脑瓜。如果你再上前线,到底会弄成个什么样子,你能说得出来吗?他们爱给我做手术,就让他们做去吧,只要我能够回得了家。有一只畸形脚总比死好咧。”
另外那一个,也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却不愿意这样做。第二天早晨,那老头儿把两个人都叫了上去,又是说理,又是责骂,折腾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他们就同意了。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他们不过是个小兵,而他却是一个显要人物。他们被送回来的时候,还上着麻药,绑着石膏咧。
克罗普的病情恶化了。他们把他抬走,做了截肢手术。他的整个一条腿,被草率地全部截掉了。如今,他几乎一声也不吭。有一次他说过,只要他能够再一次拿到自己的手枪,那么第一件事便是把自己打死。
又开到了一个运输车队。我们病房里送来了两个双目失明的病人。其中之一,是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家。护士给他喂饭的时候从来不用餐刀,他已经从一位护士手里抢走过一把。尽管这样谨慎小心,可还是发生了意外。晚上,正在喂他吃饭的时候,那护士从他床边被喊走了,盘子连同餐叉就留在那桌子上。他摸着了餐叉,把它一把抓住,用尽平生之力戳向心坎,随后抢过一只鞋,使足了劲朝那叉柄上敲着。我们大声呼救,得有三个男人才能把餐叉从他胸口拔出来。那并不锋利的叉刺,已经深深地戳到里面去了。他把我们痛骂了整整一夜,弄得谁也没法睡着。到了早晨,他痉挛发作了。
床位又空出来了。一天又一天,在疼痛、恐惧、呻吟和临终喘气中过去。甚至那太平间也不再顶用了,那个地方太小啦。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就在夜里死去了。他们死得太快,那些护士简直来不及应付。
可是有一天,房门忽然敞开,有辆担架车推了进来,那担架上直挺挺、喜滋滋地坐着那个苍白瘦弱、满头卷发的彼得。利贝廷护士满面春风地把他推到原先的床位上。他是从垂死病房里送回来的。我们早就以为他已经死了。
他朝四周望了一望:“现在你们该怎么说啦?”
这一下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他也还是第一次经历。
逐渐地,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准许站起来了。也给我发了一副拐杖,我可以一跛一瘸地走来走去了。不过我也很少去使用,因为我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受不了艾伯特的瞪视。他常常用一种奇异的眼色紧盯着我。因此我有时候就溜到走廊上去。在那里,可以走动得比较自由了。
下面一层,都是腹部和脊椎受了伤的,头部受了伤的,还有两腿或两臂都已经被截掉了的。右侧住的是伤了下颚的,中了毒气的,还有鼻子、耳朵和脖颈受了伤的。左侧是瞎了眼的,肺部受了伤,骨盆受了伤,关节受了伤,肾脏受了伤,胃部受了伤的。到了这里,一个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人身上到处都可以中弹咧。
有两个人破伤风死了。他们脸色发白,四肢僵硬,到最后,只有他们的一双眼睛还活着——久久地活着。很多受伤的人,他们被打碎的四肢临空荡在吊架上,伤口下面放一个盆,让脓水滴在那里。每隔两三个小时,便将容器倒空一次。还有一些人躺在伸缩绷带里,用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的一头。我看见肠子受伤的,肠道里面常常塞满了粪便。医生的秘书给我看过一些X光照片,拍的是完全被打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一个人无法理解,在这样支离破碎的躯体上面,居然还有着人的脸,而生命依然在那里一天天地运行着。而这里还不过是一所医院,也仅仅是一个部门——在德国有成千上万,在法国有成千上万,在俄国也有成千上万。如果这样的事情都是可能的,那么所有能够写出来、做出来或者想出来的一切将是多么没有意义啊!那就必然都是些谎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几千年的文化都还没法制止这种血流成河,制止这种成千上万个苦刑监狱存在的话。单是一所医院,就可以显示出战争是个什么样了。
我年纪很轻,才二十岁。可是对于人生,却对除了绝望、死亡、恐惧以及与悲痛的深渊联系在一起的迷惘浅薄之外一无所知。我看到了不同民族彼此敌视,而且默然地、无知地、愚蠢地、甘心地、无辜地在互相残杀。我看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使这种种敌视和残杀更为巧妙,更为经久。跟我同样年龄的人,这里还是那里,在全世界,全都看到了这些事情。所有跟我同时代的人,也都同我一样经历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突然站立起来,走到我们的父辈面前,要求给以说明,他们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战争那样一个时代来临,他们会指望我们一些什么呢?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于人生的知识仅限于死亡。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病房里年纪最大的一个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由于腹部严重受伤,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十个月了。近几个星期来,他有了好转,居然能够弯着腰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了。
好几天来,他心情一直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那个小家庭里写信给他,说她已经攒了些钱,足够支付路费,要来探望他了。
她早已启程,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到来。莱万多夫斯基吃东西也没有味道了,连红甘蓝煎香肠也只尝了两三口就送给了别人。他经常拿着那封信在病房里打转,那封信每个人都早已看过十来遍,邮戳也不知道给验看过多少次了,而地址则由于油垢和指印,几乎难以辨认了。结果,肯定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莱万多夫斯基发起烧来,他只能回到床上去了。
他已经有两年没有看见他的妻子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一次她也把他一起带来了。可是,莱万多夫斯基的心里,却老是想着另外一些事情。他曾经希望等他老婆来的时候,可以得到许可出去一次,因为事情很清楚:见面固然很好,但是一个人在分别了那么长的时间以后重新遇到了他的妻子,要是正好有这个可能,他需要干一些其他的事。
莱万多夫斯基跟我们花过很多时间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在军队里,这些事根本不算什么秘密。何况也没有人认为这里头有什么不对。我们中间有些已经能够出去的人,告诉他镇上有两三处万无一失的偏僻场所,广场和公园,那里不会有人去干扰。有一个人甚至还知道有一间小小的屋子咧。
可是那一切都有什么用处啊,莱万多夫斯基还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呢。如果这件事情他也非得放弃不可的话,那么活着对他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我们安慰他,并且答应他会设法成全他的这件好事。
第二天下午,他的妻子来了,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有着一双怯生生、圆溜溜的鸟一样的眼睛,披着一件有褶边和饰带的黑斗篷,天知道这件东西她是从哪里继承得来的。
她轻声地喃喃自语着什么,腼腆地立定在门口。这可叫她吓住了,我们有六个男人在场。
“怎么啦,玛雅,”莱万多夫斯基说道,冒着险转动他的喉核咽了一口唾沫,“你尽管进来,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她走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她放下抱着的小孩,这时候那小孩在尿布里已经搞了些名堂了。她从一只绣着细珠的大手提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给孩子换上,让他清洁利落一点。这就使她消除了最初的困窘,两个人于是开始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十分烦躁不安,他不时斜着那凸出的圆眼睛,非常凄惨地朝我们瞟视一下。
时机很有利,医生已经查过病房,最多不过有一位护士会进来看望一下。为此,我们中就有一个人走出去侦察了一番。他回到房里,点了点头。“连个人影也没看见。现在是你的机会了,约翰,就干吧。”
两个人悄声地谈着话。那女的脸蛋有点红了,看样子颇有几分尴尬。我们好意地傻笑着,还做了个别去管他的手势,表示那又有什么关系啊!让这种种偏见见鬼去吧,那是为另一个时代准备的,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枪弹打成残疾的士兵,那里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够再跟她见面呢?他既然需要亲亲她,而且他也应当亲亲她,那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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