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Three
当年他转身而去,走在山路上,脚底发虚,轻飘飘得像是腾云驾雾。后来还跌进了沟里。旷野无人,他在野地里昏睡了一宿。醒来后,山风浩荡,感觉像是死过了一回。
大学四年,从警五年,算起来,迄今人生已经在架子床上断断续续睡了九年。没什么意外的话,可能还得隔三岔五地睡九年。躺在上铺往窗外瞧,夜色氤氲,所门口的警灯无声闪烁。对面超市门前的投币木马也旋转着同样的彩灯。没谁玩,它也播放着儿歌。这让人产生错觉,仿佛我们是一家游乐场的守夜人,身后有摩天轮隐现或者七个小矮人出没。
此刻要是从宿舍冲进夏夜,不啻于跳进沸腾的大锅。和冬泳一个道理,那得有点儿勇气。楼下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好在没什么大事需要出警。但谁也说不准。外面太热,晚上好像更甚。地面蓄积了一天的热力开始蒸腾。暑气弥散,像是黑夜对白昼的反攻倒算。还好所里给装了空调。去年夏天,宿舍还是靠风扇降温的。
报纸上说这个夏天的高温破了六十年的纪录。我还不到三十岁。反正长这么大我没这么热过。小吕却认为这在他们家乡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他们家乡的夏天是一百度,现在我们承受着的,顶多才六十度。小吕是新疆人,住在火焰山脚下。那儿真会这么热吗?他的说法让人感觉大家是被扔在同一口大锅里的青蛙,但一般苦,两样愁,有人已经将要被煮熟,有人却还在惬意地蛙泳。
我还是挺爱值班的,因为接着可以休息一天。再过一周,我就要去封闭集训。市局组织篮球赛,我被挑中了。那样一来,就有段日子不能回家了。小吕和我心思一样,他是想值完班就能多出一天时间去陪女朋友。小伙子正在热恋,女孩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有大把的时间需要人陪着。而我是想在家多陪陪我妈。
我们每隔四天值一次班。我是主班,小吕是副班,还带着几个协警。他警校毕业分配到所里,我们就成了搭档。我算是他师父。值班当天,小吕会提前准备好休息日的便装——这像是吹响了他约会的预备哨——牛仔裤什么的,能让他摇身一变,精精神神地去约会。他长得帅,个头和我差不多,要不是单薄些,肯定也会被抓去打篮球赛。因为个儿高,有几次我俩还被法院临时借去押嫌疑人上庭。都是大案子,电视台要播新闻,两个高大的警察上镜,将嫌疑人夹在当间儿,那效果不言而喻。
值班的时候小吕很快活,一副随时会唱上几句的高兴劲儿。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心情,一般早早地就让妻子做好了我妈爱吃的东西。这种精神状态不会影响工作,因为我们都感觉有了个近在眼前的盼头,心里得到了鼓舞。人的盼头很多,但近在眼前的却很少。
那天一共接警二十多起,跟高峰期比要少得多。按规定,要是没有突发事件,我们可以在夜里十一点睡觉,凌晨五点再爬起来处警。那时我们已经躺在宿舍的架子床上了,我跟他聊起片区的老奎——就是被报社记者写进文章里的那个主角。小吕听了我讲的一切后,陷入了沉思。他肯定受到了不小的启发。后来他就跳进了外面那口沸腾的大锅。等他回来,晨光微熹,黎明已近。他好像完全忘了还要摇身一变这档子事儿。
我们这一行也是师父带徒弟。我的师父是老郭。他教会了我怎么做警察,可惜三年前查出了喉癌,提前退休了。前段时间我去看他,老头看来已经挺不了多久了。整个人出气多,进气少了。我进所的时候他可健康着呢,黑脸,皱纹像是刀子削出来的,胸脯拍上去,让人相信能听见金属发出的咣咣声。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写《白鹿原》的那个作家,都是那种典型的关中老汉的样子。
老郭烟瘾大。后来满世界开始禁烟,所里也禁,他得空只好跑到院子里,找个拐角蹲着抽几口。有时候太忙,他忘了这茬儿,嘴里不小心叼上了烟,结果被所长撞到,挨了批评还得罚款。这规矩不太通人情。要说喉癌可能跟吸烟会有点关系,可我觉得要是放开让老郭抽,他没准儿现在还带着我巡街呢。烟就像是老郭的口粮。每天在所里抽根烟都跟做贼似的,可能就叫度日如年了吧。真是委屈了老郭。他在所里干了一辈子,架子床可是没少睡。
我们这个派出所在城乡结合部。高楼大厦的背面弄不好就藏着块儿菜地。咖啡馆里坐着的,经常是光着膀子打麻将的人。一开始,要是老郭不带着我,到片区走一趟,我肯定得迷路。那就是一个迷宫。有的窄道楼挨着楼,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如果迎面也有人走进来,脾气不好的话,往往就会形成对峙的局面。搞不好还能腾挪不开地打一架。上帝说通往天堂的是窄门,每次从这种窄道挤过去,我都幻想会有一个天堂等在前面。有一回,一个女孩走进窄道,没遇到歹徒,却遇到两条流浪狗。一前一后,前后夹击,预谋好了似的。女孩吓惨了,打电话报警。等我们赶过去,她都尿裤子了,裙子湿漉漉的。于是我挥舞着套狗杆,又充当了一回打狗人。对付流浪狗,也是我们的工作。
我师父老郭跟谁都熟。谁见着他都会给他让烟,有点儿妇孺皆知的意思。很多不吸烟的人,见了他也能摸出一根皱巴巴的来,像是专门为了见他备了好几天似的。他有一个铝制的烟盒,上面刻着天安门前的华表,看上去恐怕有些年头了。收了递上来的烟,他就放进铝烟盒里。巡逻一圈回来,差不多能装满一盒。他也给别人让烟,但收到铝烟盒里的他不会再让出去,递给对方的,肯定是他自己的烟。这里面就有了原则和讲究,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从警之道。我觉得,我就是从这种你来我往的让烟里,开始领悟做一个警察的真谛。老实说,这和我入行时的想象不太一样。我师父老郭穿上警服也还是个大爷。何况,现在跟警服差别不大的制服也太多了。所里的协警,超市的保安,跟我们站一起,没点儿专门知识,你分不清谁是谁。巡逻的时候我腰里会有警具,可保安的腰里也有根棍子呢。
每个辖区都会有几个狠角色,我们的专业术语叫“重点人口”。对这些人,你得盯着点儿。老奎就是这么个人物。我到所里时他已经七十出头了。在我眼里,他要是还能算得上“重点”,顶多也就是上路碰个瓷,伏地不起,讹点儿钱什么的。可我师父老郭不这么看,他跟我说:“别看这老汉走得慢,腰里别的都是万。”“万”就是“万货”,方言里指“东西”和“玩意儿”。好像老奎腰里缠了一圈暗器,随便亮出一件,就能耸人听闻。
我觉得老奎和老郭长得也有点儿像。第一次老郭带着我上门“认人”,我都以为他俩是亲戚。他们两个对坐在老奎家被烟熏得四壁焦黄的客厅里,互不搭理,都埋着头使劲抽烟。烟是老奎自己卷的。他把烟丝铺在两指宽的报纸上,搓成棒,用舌头舔一遍,递给老郭。老郭接了,点上,反手也给他递根自己的烟。老奎应该比老郭大个二十多岁,但除了腿脚没老郭利索、背驼得厉害,看上去两个人没多大差别。也不知道是老郭显老还是老奎显小。可能关中男人上了岁数都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吧,跟兵马俑一样。他让老郭坐在沙发上,自己搬张板凳,矮上那么一截地坐着。老郭跟他介绍我,他瞟了我一眼,就像瞟了眼他的孙子。他可没孙子,就是一个孤老头。
按制度,对重点人口,每个月走访一次就行。可老郭基本上每周都会带着我上老奎家转一趟。有时候巡逻遛到了老奎家楼下,他也要上去歇个脚。我猜老奎沾着唾沫卷出的烟,挺对我师父的口味。
他们第一次当我面说起老奎的案底时,我已经不算个新人了,早就习惯了偶尔上街去打打狗什么的,也不再盼望窄路的尽头就是天堂。老奎闷头抽烟,突然来了一句:“早知道当年把人弄死算逑了,活着就是受罪么!”这话跟他嘴里的烟一同喷出来,格外呛人。他的老底儿我知道,故意杀人,致人残疾,被判了十八年。可我没料到时隔多年,他还能放出这种狠话来。
老奎说完扔了手里的烟卷,伸出穿着懒汉鞋的脚使劲碾。旁边就有烟缸,可他这么干,说明是故意摆出一个凶狠的态度。我静等老郭发话。我猜他会训一顿老奎,至少脸色会严肃起来,低沉地说:“你这么想不对,想早死也不能拿别人的命垫背么。”老奎呢,就会垂下脑袋说:“对么,你说得对。”因为我已经训过不少家伙了,基本上没遇到过跟我顶着干的。我想,此时老奎要是不垂下脑袋挨训,我会让他把刚刚踩灭了的烟头捡起来吞下去。然后老郭会说:“有问题就跟政府说么,你现在有啥困难?”然后老奎就会诉诉苦:肉价太贵,假货满天飞,乃至人心不古,女孩子穿得太暴露什么的。老人们经常就是这么跟我抱怨的。疏导民意也是我们的职责,这么一番对话,是我心里的套路。我算是个内心戏比较多的人。
可老郭压根儿没接茬。他只是递了根烟过去。然后就聊起医保、天气和附近即将拆迁的居民楼。老郭平时也不是个话多的人,这有些难为他了。他有一处没一处地说,老奎有一句没一句地听。说什么可能也不重要,就是有人说话有人听。说到拆迁,老奎身上也有劣迹。他家老屋拆得早,是这一带最先开发了的。也就两间小平房,当年硬是被他置换成了两套一居室的楼房——不能得逞的话,他扬言再杀一次人。说到做到,他天天敞胸露怀坐在自家门口,地上撂着把杀猪刀,随时要给谁开膛破肚的架势。这都是老郭告诉我的。
那天老郭跟他东拉西扯了半天,临走还给他扔下半包烟。出门时我回头看了眼老奎,怎么看,埋头坐在小板凳上的这个老恶棍,都只是个与世无碍的废物了。脊柱都像是被重锤给敲弯了,还咋呼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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