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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万类霜天竞自由 文化镜头剪辑（第1页）

1921年的中国文学，千岩竞秀，百舸争流。但文学不是岩石上直接生出的花，文学的欣欣向荣必有其所需的特定土壤和相关的生态环境。除了政治经济和一般社会生活这些大气候之外，作为小气候的“文化”，便是与文学互为表里的重要因素。

本章所讲的“文化”，指的是精神文明领域的现象和活动，大体包括思想、学术、科技、艺术、教育几方面。本书没有专门讲解民国初年文化史的义务，因此这里选择介绍若干1921年前后的文化“信息”，目的是在为同一时期的文学画面把背景勾勒得再清晰一些。

1921年，一本叫做《民声》的刊物在广州复刊，这是创刊于1912年的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刊物，创刊者是被尊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先觉”的师复（刘思复，1884-1915）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

《民声》社印行过《新世界丛书》、《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无政府浅说》、《总同盟罢工》、《军人之宝筏》、《工人宝鉴》等书。宣传反对一切剥削压迫、要求个人绝对自由的思想。师复曾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说：“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反对强权，实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又说：

强权有种种，而政府实为强权之巨蘖，亦为强权之渊薮。凡百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而保护之，故名曰“无政府”则无强权之义亦自在其中。

无政府主义号召举行革命。其主要革命手段是总同盟罢工。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师复说：“无政府党所攻击者：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驳江亢虎》）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无政府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深人人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社团达数十个，出版报刊七十多种，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或受过其影响。饱受苦难的人民迫切需要一场彻底解决一切的革命，因此理论浅显易懂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得到广泛拥护是不难理解的。1920年，北京大学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成立了“奋斗社”，社员有易家钺、郭楚良、朱谦之等，他们宣布“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认为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政府“无所不用其强权手段，束缚人民的自由”，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后来，在与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内部渐渐产生分歧，许多人发生了思想转变。

共产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自由论，认为极端自由就无法革命，所以须建立有约束力的限制成员自由的革命政党，革命的目的必须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阶级绝对平等。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便觉得不妨先利用共产主义“建设一个完全无强权的新社会”，他们说：

现在这布尔什维克党的运动，看来已经很是有力了，那么我们何妨借他们的势力来破坏这些黑暗制度呢？这些黑暗制度破坏了以后，然后再把我们理想中的主义请出来实行，只要不落他们劳农政府的窠臼就是了。

1922年7月1日，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民钟》创刊。该刊讨论了许多比较实际的问题，如革命中不同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应当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如何对待国共两党以及关于恐怖主义等。

1922年双十节创刊的《学汇》也强调面向民众，注重实际，提倡搞农民运动。而1924年创刊的《自由人》则立场明确，反对国民党和甚民主义。其主编信爱说：“国民党恐怕很有变为升官发财党的可能。……如果曹吴被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专政了，恐怕国民党的饭碗将会普及全国呢。”这个预见还是相当准确的，专政的确会产生特权。中国人在心里痛恨特权，历代造反起义都举着平均主义的旗帜。但特权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消除的，问题只在如何监督限制它而已。

无政府主义还在旅法华人中与共产主义进行了论战，阵地是1922年1月15日创办的《工余》，共产主义者在《少年》上进行了回击。

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许多革命理论，当时都被泛称为社会主义。提倡“纯粹社会主义”的江亢虎（江绍铨，1883-1954）曾自称“倡导社会革命最早之一人”，晚清政府视其言论为洪水猛兽，他便自题文集为《洪水集》。江亢虎组织过“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党，提出许多迎合人民普遍幻想的理论，师复曾有《伏虎集》对他予以批驳。1921年3月至1922年8月，红亢虎去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等国际会议，会见过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在1923年出版的《新俄游记》中说：“游俄、日来，颇觉失望，或疑余社会主义之信仰已动摇矣。不知余向来之主张与今日共产党之行事本有异同。此次目击俄国试验之经过与其成绩，盖自信所见之不谬，而吾道之可行也。”江亢虎的“吾道”也就是“赞同共和”、“普及教育”、“主持人道”、“伸张公理”、“改良法律”、“奖励劳动”等等人人都不会反对，不触及现行秩序和制度的一堆口号，这样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没有竞争力的，很快便遭到了失败。

1920年9月至1921年7月，罗素访华期间宣传过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者的同业组合（基尔特，Guild）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基础，各产业由其基尔特实行民主管理、经济负责。而国家只负责一般的公共事务，无权对基尔特内部进行干预。这种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倡导者有张东荪、梁启超等，他们认为中国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工业又极为落后，因此难以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应该说，无政府主义也好，纯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此外的“极端社会主义”也好，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新生而产生的社会改革思潮，它们广泛探讨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问题，提出种种理论主张，启发了人们的思考，留下了许多正确的见解。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它们也是互有启发、互有吸收的。这形形色色的主义好比各路诸侯进军咸阳，在实际战斗中，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渐渐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凝聚核心。不过在巴金等人的创作中，还明显留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一切为民族振兴而奔劳而牺牲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范围，主要是知识分子。对平民来说，最有力的思潮则是宗教。

1921年，中国的天主教徒达到200余万，而10年前只有130万。教徒猛增的主要原因是天主教会大力推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即“通过中国人为基督对中国进行和平的和精神的征服”。教皇要求尽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到1920年，中国神甫达到963人。天主教在发展教徒时，一般要求全家老幼一次性入教，在农村、灾区，则以钱财扩大影响，所以教徒中有许多下层贫农。到1926年，天主教在华办学9000余所，学生约50万人。

基督教也发展很快，1920年有教徒36万余人，1921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组织国际调查团到中国36个城市调査近500所教会学校，提出“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以便“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1922年4月，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选择北京为会址召开。这些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警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提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随后北京又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了3000人的大会。“非基运动”迫使教会进一步改变在中国的传教办法，力求与中国固有之文化融成一片。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民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基督徒。孙中山临终前一天说：“我本基督教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他逝世后，便举行了基督教的人殓仪式。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也皈依了基督教，并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做证婚人。在文学方面，1921年以后的许多作家作品都表现出基督教的影响，包括冰心、许地山、曹禺等。

中国固有的佛教在清末日趋衰落，民国初年重又复兴，新文化运动之后更趋蓬勃。1920年唐继尧邀请中国佛教会发起人欧阳渐到云南讲经，赵恒惕邀请新佛教运动的头号领袖释太虚（1896-1947）到湖南讲经。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颁赠太虚“南屏正觉”匾额，1922年浙江督办卢永祥因水灾请谛闲主持息灾法会，在西湖放生。1923年，朱庆澜等在哈尔滨、长春、营口兴庙办学，复兴东北佛教。1924年，成立了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段褀瑞执政府请太虚在中央公园主持护国般若法会……佛教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新阶段，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杨度等对佛教思想和文化进行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深人钻研，推动了佛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佛教色彩也是相当明显的，鲁迅对佛教有着相当深刻的研究，许地山、废名等人也是援佛入文的大师。

在艺术领域，从清末传人中国的西方艺术发展到20年代前期已经在中国扎根。1922年，学校里的“乐歌”课正式改称“音乐”中国人学会了许多西洋歌曲，并经常填入新词。1920年，上海成立了以演奏民族器乐为主的“大同乐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都开设了音乐专修科。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音乐传习所。1922年民国政府公布新学制，将舞蹈纳人体育课中。1921年，黎锦晖写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后来歌舞剧的影响逐渐扩大。1926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华歌舞专校，对中国的音乐舞蹈事业尽力甚多。

20年代，也是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电影事业的时代。1920年，梅兰芳演出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被拍成电影，梅兰芳细腻的面部表情和优美的舞姿身段在影片中得到准确的再现，一时大受欢迎。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

中国第二部长故事片《海誓》也于1921年开拍。热恋中的画家与少女海誓山盟：负心者蹈海而死。后来少女另嫁他人，又在婚礼上悔悟，但画家拒绝了她。少女走向大海，画家赶来救起，终成眷属。从这两部片子可见，中国故事片以侦探片和爱情片起步，一开始便具有较高水平。

1922年，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次年推出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讲述较为典型的中国家庭谋产陷害故事，进行民族化的初步尝试，大受欢迎。此后又拍出《苦儿弱女》、《好哥哥》、《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等片，涉及了广泛的社会问题，摸索出一整套电影理论，培养出郑正秋、张石川这样的编导人才和阮玲玉、宣景琳等一批中国早期影星。被聘为编剧顾问的洪深为明星公司编导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卫女士的职业》等片，扩大了明星公司的影响。

1921年，美国纽约的华侨青年梅雪俦、刘兆明等开设了“长城制造画片公司”。1924年，他们携器材回到上海，开设了“长城画片公司”，以拍“问题剧”著名。1923年，黎民伟在香港开设“民新创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所拍《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北上》等成为极其珍贵的新闻记录片。1924年创办的神州影片公司、1925年创办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等，也名噪一时。众多的影片公司为中国民众带来了一种工业文明时代的崭新艺术。电影对社会的影响和推动力是其他艺术种类无法比拟的。电影首先以文学为基础，但当它成熟之后，文学从电影身上也受益匪浅。电影的最深刻本质在于可以“随意组装世界”，这实际是一种革命性的潜能。不论新旧文学家还是革命文学家，都不能否认电影的巨大作用。当然还是革命家最敏锐，当革命与电影一经结合，便产生出人类文明史上一批最瑰丽的艺术。

新文化运动和西洋艺术的冲击，使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也焕发了青春。旧戏不但没有被《新青年》骂死，反而更加“野火春风”。剧社遍布大江南北，名家辈出，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和余叔岩、高庆奎、姜妙香、龚云甫、马连良、侯喜瑞等都在这一时期进入艺术成熟期，尤其是所谓“海派”京剧，也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汪笑侬、潘月樵、周信芳、金少山、盖叫天（张英杰）、欧阳予倩等“海派”，实际就是改革派。改革的京剧吸收了话剧、电影的精华，重视剧本的文学性，采用分幕、分场，乐队中加进二胡等乐器，服饰行头更加精美讲究，使京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了艺术竞争力。传统文化必须在变革中才能保存，一味仿古做旧，只能催其速亡。

1921年秋，苏州和上海的一些昆曲家集资1000元，在苏州开办了昆剧传习所，培养了一批技艺比较全面的昆剧传人，保存了大量的传统剧目，这对濒于灭绝的昆曲艺术犹如注射了一针长效强心针。传统戏曲的保存和发展，只有呼吁和号召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必然历史进程。若要延续其生存，一是必须跟上时代，二是必须“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不一定要成立政党，办学办社、人以类聚，都是组织。在美术界，1920年，南京美术专门学校，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建立；1922年，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建立；1923年，白鹅绘画补习学校，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建立；1925年，立达学院美术科、中华艺术大学、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建立；1926年，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无锡美术专门学校建立……中国的美术也进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特别是通俗美术时事画报、月份牌画、连环画、漫画、广告包装画的兴起，为现代大众文化平添了五光十色的韵调。

若要完成将整个民族“组织起来”的任务，教育是第一位的。西式教育就是培养“组织”的教育。中国从晚清开始逐步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到新文化运动时，80%的高等学校为外国人所办。张伯苓所办的南开学校1919年始设大学部，而陈嘉庚则于1921年开办了规模宏大的厦门大学。中国在20年代以后的迅猛进步，事实上与学校教育的进步密不可分。1920年暑假，北京大学首次招收9名女生。1921年后，各大学都实行男女同校，许多中学也开始男女同班。192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从1922年起，废止文言教科书和讲义，一律改为语体文。1921年冬，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总社在北京，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调査教育状况，推动教育进步，学习欧美经验，推广“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编写平民课本，普及文化常识。这些组织和措施为现代中国教育做出了颇为可观的贡献。

1922年，中华民国大总统颁布了新学制，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以七项标准作为改革教育的指导思想：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壬戌学制规定小学6年，可分初小和高小，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与中学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大学四至六年。这一学制直到今天仍是普遍适用的。

壬戌学制还规定要因材施教，培养天才和照顾有缺陷的学生，这充分反映出个性解放和民主平等观念的影响。

1923年，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规定：小学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体育、音乐等科；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科制。这些规定大体奠定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教育的格局，使中国新一代的受教育者由混沌一片的头脑变成条分缕析的头脑，由无序的头脑变成有“组织”观念、结构观念的头脑。2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的读者群，主要便是由这些受教育者组成的。

除了这种欧美式的正规教育外，共产主义者还大力介绍过苏维埃俄国的教育方式。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革命团体还积极开展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妇女教育等。1921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学，培养了不少妇女干部人才。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任总理，制订校训“精诚团结”，要求学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这是对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念的彻底转变。1924年7月，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彭湃、阮嘯仙、毛泽东等先后任所长，开设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课程，培养学员千余人。这些教育的“组织”作用，并不比正式的高等学府要差。正是它们所培养出来的骨干精英，实现了把全中国组织起来的任务。

1921年，真是中国人重新发现自己历史的年头。这一年夏天，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北京周口店，与其他人一起发现了一批意义重大的化石，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北京人”化石。也是1921年，师丹斯基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还考察发掘出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国的地质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参与了这些考察发掘，现代中国辉煌的考古时期开始了。

此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对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发现历史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学会保存历史。1921年前后，中国创办了多种类型的博物馆。特别是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掀起极大的风波。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将溥仪赶出故宫，成立汪精卫、蔡元培、陈垣、罗振玉等组成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了开幕典礼，北京城万人空巷，纷纷前往，使各展室拥挤不堪。威仪赫赫的皇宫成为平民百姓可以参观的博物院，标志着平民社会的真正到来，历史不再是皇帝后妃的起居注，而要由苍头黑手来重新书写。

1921年，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历史的上限还远不止周口店的北京人。这一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李四光在河北和山西地区的野外考察中，发现了古代冰川的遗址，于1922年发表了《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和争论，为我国的地质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26名成员后来都成为国内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其中丁文江是中国把地质学知识应用于工程科学的第一人，翁文灏是对燕山地质运动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丁文江还是20年代“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科学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人生观与科学是不相容的，为因果律所支配的科学只适用于自然现象，不适用于精神现象，“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有赖诸人类自身而已”，而科学则导致人欲横流。梁启超也认为人类的情感领域是绝对的超科学的。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决不能相信有超物质上的精神”，“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吴稚晖和胡适也站在丁文江一边，分别提出“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和“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则认为前面的双方都是反科学的，人生观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人又能反过来利用因果律登上“自由之城”。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使科学观念更加深人人心。七十多年后，汪晖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精辟的探讨，指出恰恰是“玄学”一方对“科学”概念的理解是准确的，更合乎“分析之学”的“分化”精神，而企图用“科学”去解决一切问题，恰恰是传统的“性理之学”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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