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ünchen
Munich
科隆
K?ln
Cologne
汉诺威
Hannover
Hanover
纽伦堡
Nürnberg
Nuremberg
意大利部分城市名
佛罗伦萨
Firenze
Florence
热那亚
Genova
Genoa
米兰
Milano
Milan
那不勒斯
Napoli
Naples
相应的,英国最有名的城市London(伦敦)在许多欧洲语言中也有自己的惯用名,如法语、西班牙语的Londres、意大利语的Londra等。
外语惯用名是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中国的名城在外语中往往也有着自己特别的称呼。公元311年前后正值五胡乱华,有一群在华经商的粟特人给故乡撒马尔罕去信描述中土近况,这些用粟特语写的信件却在玉门关以西被截获,并未到达目的地。
其中一封信由旅居金城(今兰州)的粟特胡商发出,收件人为其老板,大意是他跟老板汇报说:
中国发生了大动乱……在酒泉、姑臧的人都平安……洛阳发生了大饥荒。最后一个皇帝也从洛阳逃出去了。洛阳宫殿城池都烧毁了,没有了。洛阳没有了!邺城没有了!匈奴人还占领了长安……他们昨天还是皇帝的臣民!我们不知道剩下的中国人能不能赶他们出长安和中国……四年前我们商队到过洛阳,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全饿死了……
信中对中国地名的处理非常有意思——洛阳在信中写为srγ,长安写为』xwmt』n,而邺则是』nkp』,姑臧为kc』n,金城为kmzyn。
框内文字大意为:「洛阳城不再有了!邺城不再有了!」
邺、姑臧、金城的粟特名称均为这些地名的古汉语发音的转写,唯独长安和洛阳两座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用了惯用名。
这封粟特信札并非孤例,西安北周史君墓墓志铭的粟特语提到长安时沿袭了』xwmt』n的写法,下世纪的拜占庭文献将长安称作Χουβδ?ν(Khubdan),后来的波斯和阿拉伯书籍把长安称作Khumdan,8世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长安为Khoumdan,该碑中洛阳为Sarag。而盛唐僧侣利言的《梵语杂名》中则显示当时梵语中长安为矩亩娜曩(Kumudana),洛阳在梵语中则为娑罗俄(Saraga)。
关于长安和洛阳惯用名究竟如何得来,至今尚没有共识,有研究认为Khumdan来自上古汉语咸阳的发音,而Sarag则可能和古代西方对中国的称呼Seres有关。不过无论如何,正是因为长安洛阳两地在中古中国有重要地位,才会拥有这样的外语惯用名。
近古以降,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是中国有最多外语惯用名的城市,如英文的Peking,法文的Pékin、意大利文的Pechino、西班牙文的PequínPekín。而另一个惯用名较多的中国城市则是广州,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写作Canton,西班牙文是Cantón,葡萄牙文则是Cant?o(均来自「广东」),毫无疑问这和广州作为贸易大港的历史有关。
相比之下,上海虽然在19世纪后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相对较短,并没有机会形成外语惯用名,上海大学也就无法像北京大学那样自己起个特立独行的外文名。不过上海人很快就不用担心历史上的短板了。
1957年,新的汉语拼音方案出炉,拼音的目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其初始目标为最终取代汉字,后因不现实改为帮助识字、推广普通话。因此,汉语拼音主要是为本国人服务,其拼写法是否符合外语习惯不再重要,系统的简约和学习的高效成为设计时更大的考量。新的汉语拼音用上了全部26个字母,至于Fuxing、Xing、Quan等,老外会怎么读本就不在考量范围之内。
虽然汉语拼音主要是对内的,但它也被赋予了成为汉语拉丁化转写标准方案的光荣使命——1978年开始,中国出版的外文出版物涉及中国专有名词转写时均须使用汉语拼音,1982年,汉语拼音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可为汉语拉丁转写的标准。在中国坚决要求下,所有汉语专名的拉丁转写都应该以汉语拼音为标准。诸如Peking、Canton这样的惯用名渐渐为Beijing、Guangzhou所取代。以此而言,至少在外文名称上,百年魔都和千年帝都竟算是平起平坐了。?备案号:YXX1zbYYG5vt31X34wSr5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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