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她总是第一个离开公寓,而且都是她去开信箱,把寄给让-马克的信留下,拿走寄给她的。这天早上,她发现有两封信:一封是让-马克的(她偷偷看了一下:是布鲁塞尔的邮戳),另一封写明要给她,可是没有写地址,也没有贴邮票。是有人亲自送来这封信。因为时间有点赶了,她没拆封,直接把信放进皮包里,匆匆赶去搭公交车。她在公交车里一坐定,就打开信封;信上只写着一行字:“我像个间谍一样跟踪你,你很漂亮,非常漂亮。”
她第一个感觉是很不舒服。有人没有得到她的允许,就想介入她的生活,想吸引她的注意力(她的注意力很有限,而且她没有足够的精力提高自己的注意力),简单说,那个人要纠缠她。接着她对自己说,毕竟,这只是个小闹剧。哪个女人没收过类似的字条?她又把信看了一遍,她突然想到,坐在她旁边的那位太太也看得到信上写的。她把信收回皮包里,看看她四周。她看见坐在车上的这些人,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看着车窗外的街道,两个年轻女孩笑得很张狂,靠近下车车门的地方,有位高大、英挺的年轻黑人盯着她看,有一个女人埋首在一本书中,想必她还要坐一大段路。
通常,在公交车上,她不会注意别人。因为这封信,她觉得有人在看她,所以她也要看看别人。会常常有人盯着她看吗,就像今天这个黑人这样?好像他知道她刚刚看的信的内容,他对她微微一笑:难道是他,他是写这张字条的人?她立刻驱走这个荒谬的念头,站起来,准备在下一站下车。下车必须从那个黑人旁边经过,他堵住了出口的通道,让她觉得很不便。当她已经离他很近的时候,公交车忽然刹车,她努力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而一直看着她的那个黑人却放声大笑。她下了车,心里想:“他不是调情,他是在讥笑。”
这个讥笑的笑声,她一整天都听见,就像是个不好的兆头。她在办公室里又把信拿出来看了两三回,回家以后,她还在想,接下来要怎么处理。留着它?干吗呢?拿给让-马克看?她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她要炫耀似的!那么,把它灭迹?当然。她到厕所去,弯腰站在抽水马桶前面,看着马桶里的水;她把信封撕成碎片,丢进去,冲水,可是她又把信纸折好,带到房间里。她打开放内衣的衣柜,把信放在胸罩下面。这么做,她又听见了那个黑人讥笑的笑声,她对自己说,她和所有女人都一样;她的胸罩,突然,让她觉得那么庸俗,那么荒唐地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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