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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答延安文学特约编辑周瑄璞问（第2页）

陈：我首先坦白，在我此前的文章或集会发言中，几乎从来不使用“女性写作”这个词汇。在我的意识里，向来是以作品的阅读感受说话的，不是太在意作者的性别。作为一个读者，我阅读的基本目的是欣赏作品，期待获得新的超出我的理念的关于社会人生的体验，以及独到的新颖而又智慧的叙述艺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启迪自己对生活更深一层的理解，扩展艺术表现的境界。这种阅读目的不会因为男作家或女作家而发生区别。

我感到当代文坛没有性别歧视。中国当代文坛活跃着一批女作家，她们的精彩之作时时在文坛引发波澜，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谁也不敢轻视的贡献，每一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都有数量可观的女作家的作品获奖。张洁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仅在女作家，而是在当代所有作家中绝无仅有。如你所说的“写情感写个人那必然是轻的是浅的是不厚重的是轻飘的是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奖的”现象，我不敢断定绝对不存在，但确实没有太深的印象。应该说，作品都是写人的情感的，不写情感的人物，能算小说吗？我想你说的侧重点，可能主要指人物的男女恋情。这不仅女作家写，男作家也多有人写，都在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国内作家无论男女都有成功之作，翻译作品也不乏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她的小说《钢琴教师》被认为“以一种非凡的语言炽热，揭露了社会成规的荒谬及其使人就范的力量”。我读这部小说时很久难以理解，直到三分之二后才感到一种深度的震惊，也才惊讶耶利内克的敏感和透视人的情感的锋利，以及她所抵达的层面，也就感到了自己的浮泛。由此可以说，无论写社会结构中哪个位置上的男人或女人，负有重大使命的以革命为职业的大官或村官，囚于四堵墙里的大专院校中小学各类知识分子，演艺界的明星或耍地摊卖唱的艺人，都要集中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这是任何一个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都不会含糊的，问题的致命之点在于，某部作品对人的情感写出了什么，这才是决定作品分量和品相的关键。这里根本不存在因为写感情就“必然是轻的浅的”的偏见，这种常识性的低级偏见存在的可能性很少很小。

你由此而归结的两个原因我也难以苟同。男权社会这个话题太大也太老，我在这里很难说得充分。我只想提醒你，别的国家我不敢贸说，中国无论南北或东西，倒是弥漫着“妻管严”的社会习性，且已有年。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领导班子，都配备一名女性，但仍然是男性占绝对多数。世界各国的政要，也是男性居绝对多数，尽管近年间有几位女性跃上几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还是改变不了男性的绝对多数。我觉得这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生理差异形成的局面。再说是否定性为男权社会，既要看男人统领国家还是女人当总统，更要看这些领导者对待男人和女人的态度是否平等，这才是实质。我以为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路线上出现过极“左”，经济方针上发生过重大失误，知识分子政策上也出过问题，只有男女平等的国策和人权一直稳定而没有反复，甚至有人咏叹“妻管严”了（玩笑）。怎么会由此而引申到对女性作家是“附庸和陪衬”呢！

你说的第二个原因，我以为更离谱了。我的理解是，作家经历着社会生活的演变，体验着各种人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的精神蜕变：作家自己在经历社会裂变的过程中，也经受自身理论和情感变化中的欢乐和痛苦，才会产生以创作来表述这些体验的欲望。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是“解决温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致富奔小康”，那么世界上那个民族不是如此呢？无非是一些发达国家早过中国人百十年，度过了温饱小康阶段而进入富裕社会罢了。耶利内克为什么不在意享受富裕的生活，而要把巨大痛苦的精神黑洞揭示给当代人呢？中国人刚得温饱刚见富裕（一部分人），怎么会以为女性写作是“饱暖思淫欲”呢？我的理解是，如上所述，作家创作的欲望产生自对社会的体验和个人经历的体验，基本与个人物质的多寡关系不大。

陕西女作家的创作成就是显著而耀眼的。

“文革”前十七年，贺抒玉的小说和散文在全国有很好的影响。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人数成十倍扩大了，李天芳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很有成就，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早逝的李佩芝的散文不同凡响，在全国赫然有名。叶广芩和冷梦都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个奖项设立以来的几届评奖，陕西有四位作家荣列其中，男女作家各占半壁。更年轻的女性作家，远比“十七年”和新时期之初的80年代队列壮观得多了，刘亚丽的诗歌，张虹的小说和散文，惠慧的几部长篇小说，都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如夏坚德、毛安秦等人的散文，数量虽不太大，都很富个性。近年来，又涌现出几位不上四十岁的青年女作家，王晓云、唐卡、辛娟，还有你周瑄璞，等等。我关注这一茬女作家，不是性别的劣势或优势，而是从四十岁以下陕西青年作家群体的发展和建树来考虑的。我期待在30岁左右的年轻作家里，跃出如路遥、贾平凹、杨争光、叶广芩等震响当代文坛的新人来。路遥的《人生》发表时不过33岁，平凹叫响文坛比路遥还年轻。现在这一茬三十多岁的女性作家，比新时期我这一茬更具优势，不单是社会环境物质生活都好得远了，更在于知识装备更雄厚，读书面很宽，信息量大而又敏锐。你们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出版，业已形成令人鼓舞的文学创作成绩。但不要满足，要有新的探索的锐气和雄心，以新的独到的深层体验的作品，推到中国文学的前沿，也推到读者阅读惊喜的声浪里去，创造陕西文学的又一个繁荣和高峰，也为当代中国文学留驻一部或几部不被言说家忽略的作品。尽管我也理解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体验所催逼的文字诉叙，许多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只要诉叙得自己痛快淋漓就再不顾什么了。我仍然期待能有让更广泛层面上的读者，对这个诉叙发生共鸣，引起一个又一个心灵的惊悚，甚至形成一种普遍的呼应，一部无需炒作的优秀作品就诞生了。我印象最深的《人生》就是这样。

周院有人说袁您也就一部叶白鹿原曳了袁并且有着先天的尧后天的一些缺陷袁您怎样看待这些说法呢钥您同意李博士对您野狭隘的民族主义冶的批评吗钥我们看到袁话剧叶白鹿原曳中也出现了野日本人的头发冶这一情节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钥

陈：感谢你给我传达了“有人说”的这些议论的话。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先天性和后天性的缺陷”，具体所指我尽管不清楚，相信不会超过十余年来一些批评文章的内容。这本小说发表13年来，已出版六七本研究专著，其中有冷静的缺点分析且不说，大量的单篇评论已收集出版三部合著，每一集的编辑者征求我的意见时，我都首先要保证把虽居于少量批评包括否定的文章编入合集。有的意见和分析很富于启示，即使对于已出版的小说无法补助，对我进一步理解创作很有教益。有些看法未必与作者我的实际相吻合，也未必切到人物的真实脉象上，然对我仍是一种提醒，让我清醒地看到别人会从这样使人意料不到的视角看你的人物和细节。也发生过这样一种批评，对《白》做出彻底的全盘的批评否定，甚至推断出“陈忠实的创作才能等于零”。我没有看到那本书，是从两三篇对这种观点辩论的文章里知道的。这位评论家我没有谋过面，肯定没有人际关系和人为因素，我也将其尊重为一种看法。所谓一人掌勺百人品味，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的赞成。我当然也不会矫情地接受这种判断，那样也就虚伪了。按照“零才能”的判决，不是现在而是早就应该洗手封笔去养鸡了。

关于李博士因“倭寇毛髮”而涉及“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到多年后你还记着，且来问我，真是很有心的人。首先要从创作的技术性说，要鹿兆海带回他亲自杀死的倭寇的毛髮，且确实捎带回来43撮。这是朱先生这个人物当时的强烈的国仇家恨的表现。是作者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的心理气象和个性气质之一个侧面的揭示，包括他发表抗日宣言且不惜老身要渡过渭河亲赴前线。作者对人物各种行为的塑造，必然蕴涵着自己的情感倾向，这也是写作常识，所以坦率地说，我对朱先生在国难当头时的义举是崇敬的张扬的。这样就涉及到朱先生这个人物和作者在这个细节上，是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知道这样一个数字，抗日战争八年时间里，中国军人战死和被日本鬼子屠杀的无辜平民达3500多万，这数字相当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从东条英机到进入中国的士兵，整个都变成了野兽，蹂躏科技和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中国人除了杀死野兽驱逐倭寇出中国，不然就会亡国亡种，连任何做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都丧失了，如何发生宽容仁慈之情愫？只有在把野兽驱逐出家园，野兽反省之后复苏了人性，被害者才可能原谅和宽容。实际上中国人已经做到了，譬如战争赔款，毛泽东一句话就把那一笔罪恶债务划掉了。德国连续两任总理在被杀害的犹太人墓前跪倒忏悔，整个世界被纳粹伤害的人都感动了。日本现任首相小泉至今还坚持拜谒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二战厉鬼……我想我不需再解释了。

周院在陕西文坛袁您是一棵大树袁大家都知道您乐于扶持新人袁帮助弱小袁热心地奔走一些事情遥这非常符合一个作协主席的身份遥您在一名作家和一个主席之间如何把握钥您还有时间写作吗钥您是否怀念当年独居白鹿原下潜心写作的五年时光钥您现在还能否走得开钥您是否曾为此苦恼钥

陈：我做过一些在我看来于文学发展需要做的事，既与我承担的主席这个身份有关，更在于一种责任。我基本不欣赏这个官衔意味着一个作家之外的什么荣耀待遇之类，我坚持领作家职称工资，而舍弃了级别工资。在不可推辞的环境里，我才遵从在某些主席台上的位置安排，一般较为自由灵活的集会里，我更喜欢坐在随意一个位置上，这不是矫情，而是从年轻时就形成的一种心理。我坐在太庄严的主席台上往往很不自在，想抽烟想咳嗽想挠脖子想打个盹儿，总觉得被许多人盯着而极不舒展，很受罪，从来没有坐主席台坐出风光的感觉。我有许多毛病，只信一个优点，从来没有因为在什么场合给我的排位不显眼不醒目而闹意见。我不是靠当“主席”这份荣耀获得自信，而是以一个作家活着。

我毕竟又兼着这个名号，其意义仅在于对本省文学的发展做有益的事，还有帮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做一些需要帮助的事。我做得很不够，既有能力不济的因素，也有我个性里的弱点，这不是客气。

我确实怀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白鹿原下祖居老屋写作的环境气氛。乡村人知道我是作家，却按习惯把我当做乡党对待，红白喜事必不可少邀我去管“账房”当先生，盖房上梁要我去轰热火的场面。我家里偶有活儿需得帮干，都热心来帮忙。我每天写作完毕，晚上就找他们去下象棋，饿了就在他家吊在房梁上的馍笼子里摸馍吃。我的生活稍优越于他们，大约10天可以吃一次肉，他们达不到这个水平。我只有进入小房间扭开钢笔与稿纸上的人物对话时，我才是一个作家。你想想，我现在怎么能回归到那种心理状态中去。我常年回不了几次老屋，回去就是急急忙忙清除院子里长到房檐高的野草。我锁着大门，仍然有人扛着相机到那里去拍摄，难得一方安静之地了。

我没有再写长篇，主要不是工作和活动的原因。尽管这些活动不少，把时间分割得很零碎，也难集中思维，但仍不是这原因。主要是我没有产生自以为独特的体验，没有达到令人兴奋难捺非写不可的状态。那么还有写作的必要和劲头吗？我注重那种体验的质量，这是我的习惯。

周院话剧叶白鹿原曳终于问世了袁也回到了陕西演出袁请您评价一下这部话剧遥

陈：林兆华以他全新的话剧理念，导演了关中乡村半个世纪的生活演变，让今天的观众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这是他的成功。把那么多的人物和那么多的情节和那样长的时段，在一张布景之中在两个半小时里得以完整的表现，这已是非富于创造性的构思而难以达到。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转折和起伏突显出来了，他们经历的心理剥离和精神蜕变也就完成了，人物的个性气质也塑造成功了。我作为原作者，可能最清楚小说写了多大一堆庞杂的事件，也就最知舞台时空限制下演绎的难处。应该说，我已经感到一种超出期待的欣慰。

导演林兆华和编剧孟冰，创造性地展示了他们理解的《白鹿原》。我陪他俩上原。

周院您曾有一句名言院文学依然神圣遥结合目前文坛种种现象和一些无奈的现实袁您现在和不论多远的将来袁还这样认为吗钥

陈：文学依然神圣的话，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说的。那时候满社会都在吵吵文学已经失去光环了，谁都可以不在乎了，吃文学这碗饭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十余年过去，现在又有一个“文学边缘化”的说法，与90年代初的说法差不多，或者是一言以蔽之的归结。当今文坛，是有许多让人无奈的现象，我把它看成一种过程。即社会发展到今天，今天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学现象就发生了出现了，似乎持续多久也难以判断。这现象只能看成是我们这个特色的社会里的文学特色，能否在世界上找到先例以便参照，再做出日后会如何演变的预料，似乎不易。我觉得，这些现象既然已经发生和出现，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挟裹进去不少声音，就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完成那个过程。我可以参照的倒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媒体上最热闹的一个讨论话题是“文人要不要下海”，而主张下海的观点显然更充分更得到欢呼，确也有一批作家下海了搞经营去了。不过十年，下海的人先后又回到文坛，比当时不主张下海的人的理由更新鲜更有说头。

我还是相信，文学本身是神圣的，不会因为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现象就改变文学本身的神圣质地。谁以为文学不神圣是他个人的选择，以为文学神圣也是另一种人的选择。

周院请说说您对延安的印象和对叶延安文学曳的评价遥

陈：延安我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我第一次去延安是1973年冬天。我怀着虔诚和敬仰的心情参观了毛泽东和老一代革命家住过的窑洞和发表讲演的讲台，那是另一种精神的神圣。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饭馆里要饭的孩子比食客多得多，一个人刚坐下吃饭，就有一伙孩子围住他伸出手去。我后来每去一次延安，最敏感这个革命圣地的每一条街巷的变化，男人女人服饰和脸色的变化。应该说，现在的延安，才实践了五十多年前那一代老革命对延安人和中国人的革命远景的承诺。

《延安文学》是我省唯一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一个地区市成功地创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弥补了我省的空缺，给作家们提供一个宽阔的园地，很了不起。我记得这是诗人谷溪兄当年创办的，他的气魄和胆识，还有痴迷文学事业的精神，令我敬重和感动。现在继任的同仁们把这本刊物办得更具声威了。谁都会想到它对作家的意义，我也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敬意，他们的富于创造性的办刊思路，对于陕西和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都是最可敬重的默默的无名良师和益友。

2006.7.29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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