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阅薛史,不知欧公之简严。
——赵翼《廿二史札记》
欧阳修撰《五代史记》(后世称为《新五代史》)的出发点之一,在于他认为官修的《五代史》(薛居正等撰,史称《旧五代史》)繁琐失真,未能起到垂戒后世的作用。欧阳修一反薛史的做法和体例,重褒贬,尊义理,深得《春秋》和《史记》笔法之精微,历来为史学界所称道。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曾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醇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赵瓯北也称赞此书“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
五代之篡弑相寻、奇祸相续,几至于朝不保夕,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巨创深痛恐无出其右者。五代于中原历梁、唐、晋、汉、周诸朝,在其它地区,也有吴、南唐、前蜀、后蜀、闽等十国之割据政权。以中原而论,历时五十三年,易五姓,有十三君;在这些君王中,被弑而不得善终者,竟有八人;长命的王朝不过十多年,短的也就三四年而已。推究考辨这五十三年的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乱世的由来,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骨肉相残、人伦夷灭的时代是如何造成的。如果说,“唐肇五代之乱”是一个历史共识,如果说,安史之乱所导致的藩镇割据是五代的源头之一,那么,对唐代的政治、文化和典章制度本身加以检讨就十分关键——这恐怕也是宋代政权一反唐弊,在政治制度方面开出新局的原因之一。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制度方面的考量尤为留意。此前他与宋祁在编撰《新唐书》时,对典章制度的重视众所周知,细大不捐,论辨不厌其烦。由于五代实无任何稳定的“制度”和礼乐文章可言,所以,当他发出“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这样的悲叹时,其内心的沉痛可想而知。但我觉得,欧公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最为关心的荦荦大端,仍在道德层面。所谓礼乐崩坏、纲常道绝、世道人心鱼烂而不可救。这与后来黄宗羲、顾炎武总结明亡教训的思路一脉相承。用钱穆的话来说,所谓乱世,先乱在我们心上。要挽救时弊,首先得匡风气,正人心。
不过《新五代史》最让我折服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春秋笔法:辞近义远,褒贬精审,确乎当得起赵瓯北所推许的“简严”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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