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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重构中国近代叙事（第1页）

u000e中国拥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创造了精致且早熟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充分满足了传统中国的社会需求，也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假如不是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假如没有大航路开辟，假如中国与西方不接触，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国文明必将长此终古，古典中国文明形态就是“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英伦三岛新工具的发明改变了西方，那个不知名的“小蝴蝶”无意中煽动的翅膀搅动了世界，影响了东方，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在不经意间告别古典，自觉不自觉中走进“历史三峡”，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

“革命叙事”告诉我们，近代中国所面对问题就是帝国主义侵略，就是封建主义压迫，还有后来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史的说法当然是自洽的，深刻影响了我们过去几十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知。

其实，如果从现代化立场，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视角重新打量，“三座大山”这些后加的概念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走向世界。西方世界东来是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式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西方的面貌，也给中国带来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一种很不一样的社会状态。

五四前后，梁漱溟就有类似判断。他敏锐意识到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假如不是西方的变化，不是工业革命，不是大航路开辟，中国与西方不会接头，中国文明完全有可能像传统那样继续存在，可以静止的温馨的发展下去，可以发展得更精致。梁漱溟这个判断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确实都是西方势力东来引发的。

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就是新技术发明，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得西方社会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一定会向外寻找市场。这就与今天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一个道理。

寻找市场，对中国这么一个没有发展，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恰恰在这个时候，地理大发现，蒸汽技术的发明，新航路的开辟，几个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了一起，很自然地将中国卷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成为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中西两种伟大的文明，就在这个时候走到一起了。

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两种文明在接触最初阶段并不是敌对的关系。假如我们有机会重新研究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交往过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个伟大文明在接触之后并没有多少尴尬或不适应，没有任何障碍，也就是像几百年前中国人面对佛教文化，像更早时候黄河流域中国人面对“蛮夷”文化、岭南文化等一样，没有障碍。儒家的教导是“一事不知以为耻”，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或不会，对中国文明来说，都不是问题。不知，不会，没有，都不要紧，学习就是了，引进就是了，补充进来就行了。这就是中西文明接触之初的真实情形。

从文献上看，中西文明最早接触的是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那些人。按照一般规律，历史发生的比文献记录肯定要早些。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东南沿海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当时中国人用仿造手段模仿英国纺织产业，我们就知道中西之间的交往应该提前到徐光启、利玛窦之前很早。

我们过去也不太容易理解明代中晚期的思想异端，因为单纯从中国思想发展脉络看，无论阳明后学如何异端，都很难发生黄宗羲的“非君”思想，李贽的个性主义、女性解放、男女平权，更不太可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生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这些思想与传统相比，无疑具有异端性格，我们过去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思想源头。其实，今天仔细排比明代中晚期相关史料，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大约都与西学东渐有关，是进入中土，或者没有进入中土，但与中国人在公海，在域外的交往有关。这些思想不会是无端发生，不会是无源之本，他们一定有其思想的源头。

在明代中晚期中西交流中，最主要的肯定是贸易。贸易的交往是西方势力东来的主要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精致的农业文明。但是，农业文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因此明代中晚期的中国农业社会面对西方过量进入的工业品，尤其是纺织品，根本无法吸纳那么多，对于最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来说，简直就是不需要。于是，中外之间合法贸易渠道非常少，而非法的贸易管道就这样形成起来，而且越来越兴盛。这个非法的兴盛的贸易管道，我们多少年来一直解读为“倭寇”，这些倭寇实际上做的就是中西之间的贸易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

明代中晚期中西文明接触的历史表明中国面对西方并不自卑，也没有惊慌，中国文明只是在已有农业文明基础上做“加法”，增加一个工业的或商业的文明而已。中国人不会走向另外一种例外，一定会面对西方慢慢改造自己，就像过去几百年面对印度佛教改变自己一样。

然而，中西之间的这种文明交流并没有持续下去。明清易代，打断了中西文明交流。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洲人来自周边，这个族群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还很短，在文明的程度上，还处在一个尚待“汉化”，或者说有待接纳华夏文明，有待“以夏化夷”。

如果从中国文明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不断扩大自己“文明边疆”的历史看，周边族群不断加盟、内卷，或内化，其实就是认同中国主流文明，放弃非主流文明的过程。假如不是明清易代突然发生，地处周边的满洲人也一定会和其他周边族群一样，在与中原文明长期交往中内卷、内化，进而加盟。

相对于中原文明，满洲人的文明形态自然落后，而且由于满洲人的人口总数没有办法与中原帝国已有人口总数比，因而满洲人虽然建立了对中原帝国的政治统治，但其内心的恐慌、不自信、不踏实，自然难免。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完成自己的汉化，是巩固自己一个不太强大的族群对一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统治。

现实的政治压力使满洲政治统治者无法兼及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明代中晚期开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确实中断了上百年时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在纯粹的精神文明领域，中国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所谓的乾嘉时代；在中西贸易交往上，不仅非法贸易日益严重，而且使合法贸易也问题多多。对于中国来说，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对英国人来说，继续下去几乎毫无可能，巨大的贸易逆差无法支持贸易顺当进行。

当时所谓中西贸易其实就是中英之间的贸易。英国人替世界做着整个中国的生意，中国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欧洲上层社会的“下午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物品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

西方在英国商人开发、培育下，已经能够大幅度吸纳中国物品，但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对西方工业品的冷漠，尤其是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消费冲动，没有养成新的消费习惯，英国商人毫无办法。

为了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必须将中国市场向西方开放，必须允许英国资本进入中国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提升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刺激中国人的消费冲动，进而养成全新的消费习惯。过去三十年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这样干的，近代中国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但在乾隆大帝当政的年代，中国政府就是不允许英国商人进入中国，不允许英国资本去开发、培育中国的市场。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与中国政府商量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相互要求、允许进入对方首都设立公使馆，允许商业资本自由进出开发市场，培育市场，进而解决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让中英贸易健康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乾隆大帝就是很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他的理由很简单：你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我中华帝国都有，不需要。

两百年来，我们一直不太明白乾隆大帝有什么依据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说英国的东西中国都有，不需要？

其实，这就涉及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传统中国，即前工业时代的农业中国，就是一个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士阶层是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人数始终不多。商人阶层也不大，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政府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资本一直受到遏制。至于手工业者，这个阶层人数不少，但他们自生自灭，也不在政府考虑范围。最后一个阶级是农民。不过，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地位最低，他们就是自然经济的创造者，也是享用者。他们不需要工业品，他们的一切用度都来自农业，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方式苟且地活着，一代又一代。

时至今日，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依然是“扩大内需”。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府，一直在做着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普遍做过的梦：一个庞大的帝国，数亿人口，假如每个中国人穿一双袜子，那么英国纺织资本家就一定发大财。这个梦已经做了几百年了，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没有根本提升，消费习惯没有真正养成，消费冲动更没有激活。今天的中国人爱存钱，不屑于消费，其实不是中国人不习惯，而是一个等级的中国，将下层永远约束在下层。等级的消费使乾隆大帝非常坦然地告诉马戛尔尼：你们英国的那些工业品，乃至一切新鲜的好玩的玩意，我大清宫里都有，所以更多的我大清不需要。这才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与文明冲突，与什么入乡随俗，三跪九叩的大礼无关，只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有关联。

假如我们去看看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世界名苑——圆明园，我们应该相信乾隆大帝所言不虚。宫中对西洋一切好玩的玩意早都及时采购了，更多的也就不需要了。乾隆大帝的概念中，当然没有考虑到农工两个阶级，因为在皇帝意识深处，农工这两个阶级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闲有钱阶级的玩意。所以，马戛尔尼试图通过扩大通商解决贸易失衡的思路，被乾隆大帝四两拨千斤予以化解了。

乾隆大帝轻松拒绝了马戛尔尼建交、扩大通商的建议，不愿就中英之间贸易失衡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乾隆大帝和那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你们英国人还有什么欧洲人看上了中国的东西，进口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有买有卖，公平合理，至于失衡，与中国没有关系。很显然，乾隆皇帝以及那时中国人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不知道贸易失衡并不是单方面受害，而是影响正常的贸易，贸易的顺差不是越大越好，顺差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问题。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自马戛尔尼访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国不法商人找到了鸦片去抵消贸易失衡。这被马克思称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毕竟也是贸易。鸦片很快将失衡的贸易拉平了。到1830年代，鸦片贸易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国财政，甚至中国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尽管中国在1840年代当鸦片贸易已成为灾难时，毅然选择了抵抗，目标是要把外国资本继续拒之门外。然而，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中国还是告饶了，不打了，中国接受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开放五个口岸，以改变先前广州一口通商的弊端，让外国人自由进出这五个通商口岸，让外国资本去开发市场、培育市场。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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