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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舒伯特夫妇。没有丝毫的安慰可言。他穿着制服，她穿着晚礼服，神情透露的是荒唐的自我满足。索菲娅想，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对那些不这么如意的，或者说没有这么幸运的，则只有不屑。

“你知道我有德国血统吗？”她问过马克西姆。

“当然知道。否则你怎么会有勤奋的天赋？你的脑子里全是虚构的数字吗？”

要是我爱你。

馥馥用盘子端来了她的果酱，要和妈妈一起玩小孩子的纸牌游戏。

“让我安静一会儿。你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过了一会儿，她擦干从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请女儿原谅她。

不过，终究索菲娅不是一消沉就没完的人。她咽下自己的骄傲，想方设法写轻松愉快的信，通过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琐碎的快乐，溜冰、骑马，通过对俄罗斯和法国的政治局势的关注，也许就能让他放松，甚至可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警告粗暴无礼，毫无必要。她努力逼自己说出了另外一个建议。夏天，她的课程一结束，她就动身去博利厄。

快乐的时光。也会有误解，她这么形容。（她及时地换了个词，“谈话”。）寒意森森的时段，分手，几乎分手，突如其来的和蔼可亲。起伏迭宕的环欧旅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公然的、流言四起的情人身份。

她有时也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她有时自己也在玩味这样的念头：嫁给一个追求她的德国人。不过，这个德国人也太刻板了。而且，她还怀疑这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再说，她也不爱他。每当他说起一丝不苟的德语情话时，她的血就越来越凉。

马克西姆听说这段光荣的求爱史的时候，劝她最好嫁给他自己。倘若，他说，她觉得他能给她的能让她快慰的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装作谈的是钱。假如他的财富让她快慰的话，当然只是玩笑。假如给她的微温的、彬彬有礼的情感让她快慰，不算那些失望，那些大半由她挑起的事端—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她用揶揄来逃避他的话，让他以为她不相信他的认真，也就不需要进而有什么决定。只是，当她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去南方过圣诞节之前，她写信告诉朱莉娅，说她不知道未来是幸福还是悲伤。她想要告诉他她是认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颜面丢尽一场空的准备。

她多虑了。无论如何，马克西姆是个绅士，他信守他的承诺。他们打算春天结婚。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就比刚开始时更能坦然相处。索菲娅举止得当，不生闷气，也不发脾气。他希望她端庄，但并不是家庭主妇的端庄。他不会像一般的瑞典丈夫那样，反对她抽烟，反对她没完没了地喝茶，反对她的政治情绪。而她也不会因为他一痛风就会变得像她一样不讲道理易怒自怜就不高兴。毕竟他们是老乡。她对讲道理的瑞典人的厌烦，让她自己很愧疚。瑞典是整个欧洲唯一愿意为自己的新大学聘用女数学家的。他们的城市十分干净整洁，他们的习惯太有规律，他们的酒会也太有礼貌。一旦他们觉得某些程序正确，他们就继续实践，彼得堡和巴黎激辩的夜晚无休无止，让人振奋，甚至会有危险，但在这里，根本不会有。

马克西姆不会干扰她真正的工作，指的是研究，不是教学。有事情能让她沉浸其中，他感到高兴。但是，她怀疑他虽然不认为数学毫无价值，但也庶几近之。还能指望一个法律和社会学教授怎么想呢？

几天后，他送她上火车的时候，尼斯的天气暖和了。

“我怎么能走呢？我怎么能离开这么温暖的天气？”

“噢，不过你的书桌和你的微分方程都在等你。春天一到，你就不能逼着自己走了。”

“你以为不能？”

她绝不能想—她绝不能想这是在绕着圈子说他其实希望他们春天不要结婚。

她已经给朱莉娅写了信，告诉她终究会是幸福。终究幸福。幸福。

站台上，一只黑猫从他们的道路上斜穿而过。她讨厌猫，特别是黑猫。她没有说话，克制自己不要哆嗦。仿佛是为了奖励她的自制力，他宣称要和她一起坐到戛纳，要是她欣然同意的话。她几乎没办法回答，她如此地感激他。灾难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鄙夷当众抹眼泪的事。（就是私下里，他也不觉得他应该忍受眼泪。）

她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仿佛为此，他又给了她回报。到尼斯的时候，他把她裹进宽大的、精心裁剪的衣服里，衣服上还有男人的味道—一种混合了皮毛动物和昂贵烟草的味道。他优雅地吻了吻她，但舌尖轻轻地拂过她的嘴唇，一个私密欲望的暗示。

她当然没有告诉他她的《偏微分方程理论》的进展。这是她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她花了只身旅行的头一个钟头，正如以往他们分开的时候她一般也要花一段时间做的，她将喜爱的和厌烦的种种迹象，将无动于衷的和名副其实的激情的种种迹象做了一番平衡。

“永远要记得，男人走出房间，他就把一切都留在房间里了。”她的朋友玛莉·门德尔松曾经告诉过她，“而女人出门时，她就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随身带走了。”

至少，她现在有时间发觉喉咙疼了。要是他也感染了，她希望他不要怀疑是她传染的。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健康单身汉，他把任何一种轻微的感染都视为侮辱，把通风不良或者腐烂的气味都当成人身攻击。在有些方面，他真的很娇惯。

实际上，娇惯而且善妒。不久以前，他给她写信。他写的一些文章被归在她名下了，因为他们同姓。他收到了一封某个巴黎文学代理的信，信的开头称他为亲爱的女士。

哎呀，他都忘记了，他说，她除了是数学家，还是小说家。而他一个也不是，巴黎人该多么失望啊。只不过是个学者，一个男人。

的确是个绝妙的笑话。

2

火车上的灯还没有亮，她就睡着了。她清醒时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一个并不愉快的念头。她打算去巴黎看看维克托·雅克拉尔，她已故姐姐的丈夫。她真正急着想看的是她的小外甥尤里，她姐姐的儿子。不过，孩子和父亲住在一起。她心里看见的小尤里总是他五岁或者六岁时的模样，天使般的金发碧眼，信赖他人和讨人喜欢的天性，不过禀性不太像他母亲阿纽塔。

她做了一个混乱的梦，关于阿纽塔的梦。不过是很久以前了，在雅克拉尔和尤里出现之前的阿纽塔。没有结婚的阿纽塔，金黄色的头发，漂亮，脾气暴躁，在过去的巴利比诺的家族庄园里，她正在那为自己的塔楼房间挂东正教的肖像，还抱怨说这些宗教制品不适合中世纪欧洲。那时候她在读一本布尔沃—里顿的小说，她用面纱遮脸扮演天鹅脖子伊迪丝，黑斯廷斯哈罗德王的妻子。她打算写一本关于伊迪丝的小说，已经写了几页。她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女主人公认出了她惨遭杀害的爱人的尸体，因为她认出了只有她知道的隐秘标记。

不知道怎么回事，阿纽塔来到了这辆列车上，在给索菲娅读她写的这些篇章。索菲娅没法让自己告诉她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塔楼的年代以来都发生了什么。

醒来的时候，索菲娅想，这一切都是多么地真实。阿纽塔对中世纪，特别是英国历史的着魔，在某一天又如何消失了，面纱和一切，都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严肃的当代人阿纽塔。她写一个年轻姑娘，因为某些传统习俗的缘故，在父母的逼迫下拒绝了一个年轻学者，他死了。他死后，她才发现自己爱他，所以没别的办法，只好跟他去死了。

她悄悄地把这个故事投给了一家杂志，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的杂志。故事发表了。

她的父亲大发雷霆。

“现在卖你的故事，还有多久你要卖你自己？”

在这场骚乱之中，费奥多尔本人也出现了，会面时他的表现糟糕，不过一声亲密的称呼让母亲镇定了，接下来又以提出求婚而告终。因为她父亲坚决反对，所以阿纽塔差一点就以为应该接受，也许还应该私奔。但是，终究，她更喜欢自己成为众人的中心，可能也有不祥的预感，要是和费奥多尔在一起，她的牺牲会有多么巨大。所以，她拒绝了他。他把她放进了他的小说《白痴》里，阿格拉娅，她嫁给了一个年轻的速记员。

索菲娅又打起了瞌睡，落入了另一个梦境。在这个梦里，她和阿纽塔都很年轻，但没有在巴利比诺的时候那么年轻。她们在巴黎，和阿纽塔的爱人雅克拉尔住在一起。那时候他还不是她的丈夫。他挤掉了黑斯廷斯的哈罗德王，挤掉了小说家费奥多尔，成了她的英雄。雅克拉尔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尽管举止实在不算得体，因为他对自己的佃农背景深感自豪。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忠。他在巴黎之外的某个地方战斗。阿纽塔害怕他被人杀死，因为他实在太过英勇。这会儿，在索菲娅的梦里，阿纽塔去找他了，但是，她哭泣着喊他的名字，她所在的街道并不是巴黎，而是彼得堡。索菲娅被留在一所巨大的巴黎医院里，里面全是死去的士兵，浑身鲜血的平民，其中一个死者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弗拉迪米尔。她从这些死伤者旁边逃跑了，寻找马克西姆，他在斯普兰德酒店躲过了战斗。马克西姆会来接她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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