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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转变（第4页）

“你是说你已经厌倦我了。”

“我是说我已经给了你十八年。我没法再给了。我没法再过你的日子了。我要过自己的日子。”

“那只是你的想法，威利。如果离开这儿，你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但我绝不能再待在这儿过你的日子了。”

她走后，他叫来黑白混血的护士长，用极慢的语速拼出英文单词，口述了一封给萨洛姬妮的信。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应对眼前这种情况，他一直记着萨洛姬妮的地址——哥伦比亚的、牙买加的、玻利维亚的、秘鲁的、阿根廷的、约旦的，以及其他五六个国家。然后，他以更加缓慢的语速——因为对德语单词没把握——向护士长口述了一个西柏林的地址。他交给她一张五英镑的旧钞票，是安娜以前给他的。那天晚些时候，护士长带着信和钞票去了一家印度人开的几乎被扫荡一空的商店，这是镇上仅有的几家商铺之一。葡萄牙人离开、游击队接管之后，这里就没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不过这个印度商人在东非海岸人脉广泛，能够把东西送上当地北去的帆船，带至达累斯萨拉姆和蒙巴萨。信件到了那里，就能贴上邮票寄出去了。

那封地址写得歪歪斜斜的信在非洲大陆手手相传，之后被盖上一个歪歪斜斜的戳，终于在某一天被送上一辆红色小邮车，到达了目的地夏洛滕堡。六个星期之后，威利也到了那里。积雪覆盖着人行道，中间是黄沙和盐铺成的小径，雪上散落着狗屎。萨洛姬妮住在一套宽敞阴暗的公寓里，上去得爬两段楼梯。沃尔夫不在。威利没见过他，也不想见他。萨洛姬妮只是说：“他在他另一个家里。”威利对这状况很满意，没再追问。

这公寓看上去已经多年乏人照料，让威利想起刚刚抛下的庄园大宅，心情沮丧。萨洛姬妮说：“从战前到现在这儿一直就没有装修过。”油漆陈旧灰暗，刷过多次，暗淡的颜色一层摞着一层，石膏和木头上的装饰花纹被糊住了，许多地方漆皮剥落，露出黑色的旧木头。安娜的房子里摆满家传的厚重家具，萨洛姬妮的大公寓却空荡荡的。只有很少几件最基本的家具，还都是二手货，而且似乎是随手选的。杯盘刀匙都很廉价。每一件东西都像临时拿来凑合的。萨洛姬妮在后面一间充斥着霉味的小厨房里做饭，威利吃得兴味索然。

她已经放弃了穿纱丽罩开衫着短袜的风格。现在她穿着牛仔裤和厚毛衣，行事比威利记忆中更加雷厉风行。威利想：“所有这些都埋藏在我留在家乡的那个女孩体内。要不是那个德国人把她带出来，所有这些都不会萌芽。如果没有他，她和她的灵魂是否就会那么腐烂下去直至化为虚无？”现在她很有魅力——在静修处的时候，这是无法想象的——而且，从她说的一些话里威利渐渐听出来，自他们上次见面以后，她有过许多情人。

到柏林没几天，他已经开始依赖妹妹。离开非洲后，他喜欢寒冷的地方，她就带他出去散步，尽管人行道很难走，尽管他仍然颤巍巍的。有时候他们去餐厅，会有泰米尔小男孩跑来兜售长枝玫瑰。他们面无笑容，身负使命，为千里之外的泰米尔战争筹款。他们的眼睛几乎不看威利兄妹俩。他们是另一代人，可威利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想：“我在伦敦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仍是这个样子。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孤独。”接着他又想：“可是我错了。我不像他们。我四十一了，人到中年。他们要比我小十五到二十岁，而且世道变了。他们已经宣告了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此冒一切风险。我却总是躲避自己。没有冒过任何风险。而现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

傍晚，他们有时候会看见非洲人在亮着蓝光的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其实不过是想在里头多待会儿。萨洛姬妮说：“东德人把他们赶到东柏林，然后他们就到这儿来了。”威利想：“现在这儿有多少我们这种人啊！多少像我这样的人！这儿能容得下我们所有人吗？”

他问萨洛姬妮：“我的朋友珀西·卡托怎么样了？很久以前你写信提到过他。”

萨洛姬妮说：“他同切还有其他人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变得愤怒。他很小的时候离开巴拿马，对南美大陆保持着儿时的印象。回去后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那里。他开始痛恨西班牙人。你可以说，他就像波尔布特。”

威利说：“像波尔布特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西班牙人用最野蛮的方式强奸、劫掠了南美大陆，如果不把西班牙人和准西班牙人杀光，那里就不会有希望，革命就是在浪费时间。这想法让人很难接受，但其实很有趣，总有一天解放运动将考虑到这一点。拉丁美洲让你心碎。但珀西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也会忘记自己是在和西班牙人共事。他应该更讲求技巧。我想他不愿意过多地为自己辩解。他们和和气气地把他打发走了。他们背地里叫他‘黑矮子’。最后他回了牙买加。据说他在那里为革命工作，可后来我们发现他在北部海岸开了一家招徕游客的夜总会。”

威利说：“他以前不怎么喝酒，但他的心思一直在那种工作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威利曾听父亲讲述自己的经历，而如今，在柏林漫长的冬天，在咖啡馆、餐厅和空荡荡的公寓里，威利也开始向萨洛姬妮慢慢讲述他在非洲的经历。

在安娜庄园的第一天（威利说），你想它有多长就有多长。宅子里的一切，颜色、木头、家具、气味，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浴室里的一切也是如此：所有那些略带古董味道的器具，以及老式的烧水锅炉。房间是别人设计的，器具是别人安装的，白色的墙砖也是别人挑选的——有几块墙砖已经开裂，裂缝和胶泥上长了霉菌或者积了污垢，黑乎乎的，墙面也有些不平整。别人习惯了所有这些，当它们是这宅子里舒适的一部分。而在那个房间里，我尤其觉得自己是陌生人。

我设法挨过了这一天，无论是安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猜到我内心的感受，自从离开英格兰，我就一直深感疑虑。到了夜里，发电机开始工作。它发出的电力时强时弱。宅子内外的灯泡时明时暗，灯光似乎与脉搏呼应，这一刻充满房间，下一刻就退到墙边。那天夜里我一直在等着灯光稳定下来。将近十点钟的时候，灯光变得非常微弱。几分钟后更加微弱，又过了一会儿，便彻底熄灭了。发电机的呜咽声越来越低，我注意到它的声响。耳朵里嗡嗡作响，接着仿佛是蟋蟀在夜色中鸣叫，然后是沉寂和黑暗携手降临。再后来，就只看见后院仆人房里油灯昏黄的光晕。

我感到离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分外遥远。在那幢白色混凝土宅子里，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葡萄牙殖民地旧家具和我没见过的老旧的浴室器具中间，我是一个陌生人。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我再次望见——比白天看到的时间更长久——那奇异的锥形巨岩，那笔直的柏油路，以及行走的非洲人。

我从安娜身上，从她的力量和她不容置疑的态度中汲取安慰。正如现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萨洛姬妮，正如现在我依赖你一样，那个时候，自从安娜同意我跟她一起回非洲，我就一直依赖她。我尤其相信她的运气。这部分是因为她把自己交给了我。我相信她有神明引导和保护，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总是想依赖女人，虽然表面看来并非如此。而且，如果你不习惯依靠政府、法律、社会甚或历史，那么你当然只能相信运气或星象，不然你只有去死。我知道你继承了我们母亲的叔叔的激进基因，有不同的想法。我不想和你争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前往非洲某个殖民国家，那地方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有种族和社会难题。我爱安娜，我相信她的运气。这两个念头交织在一起。我知道，萨洛姬妮，你对爱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解释一下。安娜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有了她，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你懂我的意思，而我想这就是爱。所以，我爱安娜，因为她给了我这件了不起的礼物，我也同样相信她的运气。我会跟着她去任何地方。

刚到非洲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有一天早上，我在起居室里看见一个非洲小女仆。她很瘦，脸庞发亮，穿着薄薄的棉布裙子。她用过分亲热但又极讲究的口吻说：“这么说你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她将扫帚靠在高背软垫扶手椅上，在椅子上坐下，就像坐在宝座上似的，两条胳膊平放在破旧的包了软垫的扶手上，开始和我彬彬有礼地一问一答起来。她背书似的说道：“你旅途愉快吗？”又说：“你是不是已经看了看这个国家？你对这儿感觉如何？”他们的语言我已经学过一阵子，因此能够同样一本正经地和这小女仆谈话。安娜走了进来。她说：“我以为是谁呢。”小女仆放下庄重的派头，从椅子上爬下来，拿起扫帚。安娜说：“她爸爸就是木匠朱利奥，是个酒鬼。”

朱利奥我见过。他是个混血儿，长了一双笑眯眯的叫人难以信赖的眼睛，就住在仆人房里。他喝酒后的情状已经成了仆人们的笑柄，而我也逐渐学会了不那么害怕。他周末才喝酒，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傍晚，他的非洲妻子经常会跑到主宅的花园里，独自一人惊慌失措，一步一步倒退着或是侧着身子走，非洲衣服从她肩膀上滑下来，眼睛时刻注意着仆人房里的醉汉。这情景会持续到天黑。然后发电机开启，震动声淹没了一切。时明时灭的灯光进一步改变了事物的面目。危机过去了。到了早晨，仆人房恢复平静，夜晚的激情荡然无存。

但那对朱利奥的女儿来说，可不是什么笑话。她用她那简洁、坦白的口气谈到他们家在后院两间屋子里的生活。她对我说：“我爸爸喝醉了就会打我妈妈。有时候还打我。有时候打得太厉害了，我没法睡觉，只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直到累趴下。有时候我会走上一夜。”此后，每天夜里上床之前，我都会有一两秒钟想到后院的那个小女仆。又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这是抱怨还是夸耀，或仅仅是如实描述她的非洲生活。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替朱利奥的女儿担心，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的情感在我看来是那么细致，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在她存身的荒野中生活下去，直到后来，当地人让我对非洲女孩有了不同的看法。

当然，那里不是荒野。看上去空旷蛮荒，但其实都被测量和分割过。驾驶一辆适用的汽车，在土路上开上约莫半个钟头，你就会看见一幢庄园大宅，多多少少和安娜的宅子相似。半旧不新的白色混凝土建筑，宽阔的游廊上九重葛低垂，宅子后面盖有小屋。

到那里不久，一个星期天，我们去安娜的一位邻居家吃午饭。场面很大。宅子前面的露天沙地上停着溅了泥浆的吉普、路虎和其他牌子的四轮驱动越野车。非洲仆人身穿白制服，扣子系到脖颈。喝过饮料之后，大家随意散开，有些坐在餐厅的大桌边，有些坐在游廊的小桌边，那里有多年的九重葛缠绕交错，挡住了日光。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会怎么看我。安娜没提过这件事，我也就学她的样子，绝口不提。这时我发现大家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竟然让我有些泄气。我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我与众不同，可是没有。实际上，有些庄园主似乎并不与人交谈；仿佛已经被孤独的生活夺去了这一能力。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坐下来开始吃，夫妻俩肩并着肩，不再年轻，也不算老，都是人到中年，只是吃，不说话，也不看周围的人，自在得仿佛是在自己家里。快吃完的时候，有两三个女人叫来仆人吩咐了几句，片刻后，那几个仆人拿来一些纸袋，里面装着要带走的食物。这似乎是这地方的传统。就好像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回家途中还要吃东西。

他们的种族各不相同，从看上去完全是白的到深棕色的都有。不少人的肤色和我父亲的相似，也许这就是他们表现得似乎愿意接纳我的原因之一。后来安娜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你。”这个国家有印度人；我不是绝对的异类。有不少印度商人。他们经营廉价商店，从不和家族之外的人交往。有一个古老、庞大的果阿人群体，祖上是印度人，从葡萄牙旧殖民地来到这个非洲国家，在政府机构里做文员或是会计。他们的葡萄牙语带有一种特殊的口音。我不会被错认作果阿人。我的葡萄牙语很糟，还带着英语口音。所以大家不知道该把我归到哪一类，就随我去了。正如那个小女仆所说，我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

后来安娜向我提起午餐会上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二等葡萄牙人。官方这么看待他们，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之所以是二等，是因为大部分人有一位祖父或祖母是非洲人，就像我一样。”那时候，即便是二等葡萄牙人，地位也很高，而正如他们在午餐会上低头吃饭，他们在殖民地也是低头挣钱，能挣多少就挣多少。若干年后，这情形会发生变化，但在当时，那个中规中矩的殖民地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仿佛坚如磐石。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其中被完全接纳的世界。

那是我和安娜做爱最为热烈的一段日子。我爱她——在那个她外祖父和她母亲住过的能看见雨树受惊的枝条和纤柔的叶片的房间里——为了她带给我的幸运和解放，为了她让我摆脱恐惧，成为十足的男人。我向来爱她那一刻的严肃表情。她有一缕卷发，仿佛是从太阳穴中跃出的。它让我窥见她的非洲血统，让我更加爱她。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想到失去语言和几乎失去表达能力的恐惧了。

庄园里种植棉花、腰果和剑麻。我对这些作物一无所知。不过安娜雇了一个经理和几个监工。他们的住处离大宅有十分钟路程，沿着窄窄的土路走到头，是几间挨着的相似的白色混凝土小平房，屋顶铺着瓦楞铁皮，环绕着小小的游廊。安娜曾说过，庄园里需要一个男人，而不说我也知道，我的唯一用处就在于加强安娜对于那些人的权威。我从没有努力做得更多，那些监工接受了我。我知道他们接受我就表示尊重安娜的权威。于是我们相安无事。我开始学习。这种我以前全无了解也丝毫没有设想过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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