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的魅力
第一次阅读《牛虻》是在三十多年以前,这本书成了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为数很少的几本启蒙书之一。仔细地回忆起来,令我整个青少年时代如醉如痴的,是书中那种英雄主义的激情,那种追求高尚到了忘我,突出个性到了刻意的境界。在我们那个灰色的、集体大一统的、毫无生气的、令人沮丧的时代里,外国小说《牛虻》成了我们那死气沉沉的日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一捧甘泉。情窦初开的少年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完全不同于自己已有的生活的活法,他们深深地感到,这种来自西方的情操对于自己具有那样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一个丧失了希望、前途茫茫的社会里,这些少年们不甘堕落,一心想要“学好”,但他们又没有人可以仿效,社会给他们提供的那些榜样因其空洞和不着边际并不能打动他们。于是自然而然地,成千上万纯洁的青少年们出于热情的本能选择了西方革命者牛虻,作为自己理想追求中的偶像。书中那遥远而陌生的异国风情,那令人大开眼界的个性描写(虽然在今天看起来不乏幼稚之处),那迥异于本国文学的对于人性的大胆袒露,以及对于人性中不可调合的矛盾的渲染,对于我本人精神上的成熟和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一个人的一生中,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所读的书,人不能因为自己后来发展了就蔑视自己的过去,所有的人都摆脱不了自己的影子。我对《牛虻》一书的作者,永远心存非同一般的感激,因为它和我那艰难而脆弱的青少年时代紧紧地联在一起,不止一次地给我以蔑视现实的力量,直到后来逐渐为另外的一些偶像所取代。那就像一场接力赛跑,精神不断地从同质的精神那里获得动力,永不停歇地奔向它的归宿。
三十多年以后我又重读《牛虻》。《牛虻》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一段曲折惨痛的经历,一种情感的戏剧性的演绎,一类信仰的崩溃与重建。但又决不止于此。只要眼界开阔一些,就可以看出,主人公亚瑟的奇特经历,以及他成熟后的对于宗教的激烈到神经质的反抗,仍然是以宗教中的原罪感作为底色而演绎出来的。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宗教与人性仍然是可以完全相通的。亚瑟的出生是一种罪,是以欺骗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觉醒后的亚瑟以自己整个一生的反抗来揭穿骗局,来为自己赎罪,最后终于用自己的牺牲来证实了他的信念。这个模式也许完全不同于宗教提倡的生存模式,却属于艺术生存的模式(或近似于);然而两种模式又有着血缘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异道同归”。天才的作家以父子这种血缘来作为牛虻与蒙泰尼里对立与依存的前提,也就将最极端的冲突安排在那种铁的统一之中了,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与其说这样的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还不如说它描绘的是宗教与人性之间那种既势不两立,又始终依存的痛苦体验。作为西方人,他们的宗教感是融于血液里面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很难体会到,所以浅层次的阅读很容易将这样一部才华横溢的小说看做是向宗教的挑战,而它实际的内涵要深得多。读者只要忠于自己的艺术感觉,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即,牛虻的全部的反抗,甚至他那种刻意为之的残酷,都是为了证明一个信念:人的尊严是最高的尊严;人的精神可以战胜肉体;宇宙中因为有了人,一切才有了意义;人不需要怜悯,只需要尊重。然而作为大主教的亲生儿子的牛虻,在他那可怕的人生经历中建立起来的这种信念,难道真的同他从前的,也就是他父亲的信仰完全无关并相反吗?血缘的关系真的已经完全斩断了吗?作者给我们的是对这个问题的相反的启示。身为革命志士的牛虻,正是由于血液里头那种改变不了的宗教感,才鬼使神差般地选择了“做牺牲”这条不归路,最后终于宿命般地同他的精神之父蒙泰尼里殊途同归。或者说他是以反宗教的表面形式同他血液中的宗教感达成了最后的同一。人活着就要斗争,就免不了亵渎宗教(有时要杀人),但即使如此,也比用观念来压制人,不让人活要好。牛虻在牺牲前对蒙泰尼里说的那番肺腑之言就是想用自己的艺术人生来感动他,让他也像自己那样生活;但父亲的生命已经献给了宗教,他不能答应儿子。然而这两种人生又是多么相似啊,就连结局也是一样,最后他们都以肉体的牺牲走完了自己的路。于是牛虻那种种的矛盾行为,他对蒙泰尼里又痛恨又深爱的深层心理,他那不可思议的赴死的做法,全都从根源上得到了解释。以父子关系做背景的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充满了对称的激情,作品因此获得经久不衰的魅力。有一点值得疑问的是蒙泰尼里最后的讲演,以及他将圣体砸在地上的举动。我认为作者在此处也许为某种意识形态主宰而偏离了她的艺术感觉。以蒙泰尼里大主教的德高望重,他对于《圣经》教义的精深理解,他对耶稣始终如一的忠诚,即使是丧子的悲痛使他的精神崩溃也很难设想他会有这样的举动。不过他死于心脏破裂却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这点小破绽可以说是瑕不掩瑜。
牛虻说,他的生命已经变成了一把刀子,用来同教士作斗争。我们从这句话中读出的是恋父的情结,是因为太爱,因为被这爱所欺骗而要反抗,要报复,并在反抗与报复中重新同对象接近,去获取那不可能的爱;反之,蒙泰尼里则是出于心底的爱而犯了大罪,继而又欺骗了亲生的儿子,他的整个人生似乎就是一场骗局,他要维持心底的爱,就要将欺骗的格局维持到底,因为那是生存的前提。儿子和父亲都以自己的方式让生命撞出了最耀眼的火花,双方都向对方袒露了自己真实的活法:一个是在忏悔中哭泣着生,另一个是在斗争中向死而生。很难说谁更能打动人,因为这两个人或许就是一个人,是作家那在怀疑的痛苦中绞扭着的灵魂的展示。
也许有人会说牛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种革命的浪漫不再有市场。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即使在今天,牛虻的精神仍然是我们最缺乏的。对于企图不断完善自我,追求高尚境界的现代人来说,牛虻那种义无反顾的、甚至残忍的自我批判仍然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启示,而牛虻那闪光的、“片面的”真理,也很接近于今天的我们自身追求的写照。这种真理将在同终极之美的汇合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从而让我们看到人类不懈的追求的轨迹。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牛虻”式的认识论总不会过时,除非人放弃认识,让精神枯萎,让境界消失。
水晶般的境界
——《拇趾P纪事》的启示
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长河中,作为其基础的人的性爱,同人的艺术追求之间的关系,是日甚一日地变得不可分了。人之所以要将延续后代的性活动上升为爱情,是因为人的内心蕴含着艺术追求的冲动。由于这不可抑制的冲动,人在性爱中创造出了无数优美的形式。在这些形式里,性爱获得了全新的、从未有过的意义,并逐渐地游离其初衷,成为真正的灵肉合一的美的活动。这种令人神往的追求,使个人得以在抵达对象之际也抵达了彼岸。
读完《拇趾P纪事》这本奇书之后,如果有人要问我:爱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爱就是艺术。”可以说,爱一个人便是实践艺术的规律。但艺术的规律看不见摸不着,在爱的活动中一切先入之见均被摒弃,人被无依无靠地抛在情感的激流中,是什么在指导着情侣(或艺术家)发挥爱情,又是什么使他或她不至于迷失呢?这就是本书要向读者揭示的。
作者用发自子宫的强大的幻想力所构造的这个艺术世界,在二十世纪众多的性爱小说中显得高高在上,这也是我看到的最为成功的直接将性爱与艺术表演的同一性尽情展示,并探索到精神根源的作品。这个朴素的故事同神秘主义无关,作者叙述口气的直率可说是“开门见山”。但一个读者,如果他不具备性爱与艺术方面的高层次的体验,如果他又缺乏足够的想像力,他就很难进入松蒲理英子看似平易,实则深奥的艺术境界。也许他会用陈腐老套的、世俗的框架来解释这部作品。而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令人难忘地展示了性爱模式与艺术表演、艺术与世俗的交合、爱情中的自私与自我牺牲、无限复杂的性感与纯净的艺术感觉、艺术家与观众的关系等有趣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抒情表达,汇成了多声部的合唱,歌颂着人类不懈地追求着的那种崇高理念。读到这样的作品,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她又一次印证了我心中坚定不移的那种信念。在这个地球上,在我所不知道的陌生处所,有我所不知道的美丽的事物永生地存在着,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大的安慰呢?除了安慰,她的存在也激励着我战胜袭来的颓废情绪,再一次奋起创造。
性爱中的艺术启示
女大学生一实的好友遥子,是一个对性爱已经绝望,却又决不甘心放弃的特殊性格的年轻女子。她在历经情感的沧桑之后,并没有变得玩世不恭,而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投入了另一种看似暧昧,实际上等同于艺术表演的活动——组建爱侣供应公司。这个公司的活动也就是表演爱情。充满活力,欲望受到致命压抑的这个年轻女子,要将人生当做舞台,通过那种异想天开的表演来解放自己的心灵,使不可能实现的事物(美好的性爱)变为现实。然而,在这一场世俗与理想的残酷交合之中,导演者遥子遭到了惨败,并由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但这一阶段的发展仅仅意味着艺术的初级阶段,读者也许可以将其看做文学或绘画中的“写实主义”。在这个初级阶段里,艺术家还未勇敢地展露自身——站出来生存。所以这类借助他人进行的表演未能让遥子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解放。她死不瞑目。
像梦魇一样的艺术境界当然不会因个体的消失而灭亡,遥子的性爱理想——艺术之梦于是移植到了她的好友一实的身上,新一轮漫长的追求历程开始了。作者用妙不可言的手法向我们描述的这个女大学生的梦之旅,实际上揭示的是性爱与艺术之间那种无限丰富而又多层次的、灵动而又立体的结构关系。全新的、充满了现代性启示的语言紧紧地咬住读者的感觉,将读者带入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
因为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而将欲望转移到一实身上的遥子,其幽灵促使着一实的性格发生了走向成熟而不可避免的分裂。密友死亡的血红的恐怖记忆鞭策着混沌初开的一实进入了生命的深层次的体验,忽然之间世俗的现实在她眼前全变了样:相爱并习惯了多年的男友突然露出了狰狞的面貌,她同他之间突然间激化的矛盾居然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为了保存完整的肉体和精神,她不得不从男友的屠刀下逃生。看来是遥子的亡灵在启发她认识什么是合乎人性的性爱;也可以说是遥子在借助一实的身体实现她自己深藏的本质,并引领一实一步步走向真正的艺术表演(性爱体验)的舞台,由此而实现她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
一步步破除着束缚的一实开始自然而然地来体验全新的性爱了。她与盲人青年春志很快坠入了爱河。那是一种纯真而又放开的、以愉悦双方为目的的、类似人类儿童时代的性爱。由于双方特殊的个性与经历,这种爱情一开始十分圆满。但不论多么美好的爱情,如果它要发展,就必定会在社会中发生冲突。人只有经历了种种的冲突,甚至撕裂般的疼痛,情爱与性爱的观念才会渐渐成熟。又由于一实是一个敏感细腻、善于自我分析的女子,情感的变化便更显得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在情感发展的最后,是追求真实的性感与性爱的那种冲动,将一实推上了艺术表演的舞台,让她通过超脱的性爱表演来解放被束缚的灵魂。而那种莫名的冲动则来自死者遥子的“诅咒”。这强有力的“诅咒”伴随着一实,启开了她蒙昧的心灵,使她一意孤行,并最终使她成为了艺术家。从盲人青年春志过渡到“奇花秀”的女演员映子,一实在充满了奥秘的性爱的海洋中游荡,既探索对方也探索自己那无底的心灵世界。当她这样做时,她的直接的工具是自己的皮肤。所谓“肌肤相亲”其实也是两颗心灵的碰撞。为了让爱欲合乎理想地发挥,一实甚至任由快感混淆了两性的界限,为的是更自由地攀上美感的颠峰。映子是比春志成熟得多的情人,她同时也是一位表演性爱的优秀演员。从她身上,一实产生了未被好友遥子唤起的同性间的性爱,这爱情刻骨铭心。相形之下,映子的爱比一实的更为生动而强烈。这一方面是一实较为温和,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一实仍需开导,才会不断发展自己的感觉与心灵吧。
那么“奇花秀”这个团体究竟是什么呢?以我的感受,“奇花秀”就是、也只能是艺术表演团体。她的宗旨是展示理想性爱的崇高境界。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境界极高、不甘堕落的艺术家(这从“奇花秀”要吸收一实,而不是吸收晴彦为团员,并直到最后都在不断说服她加入也可以证实)。多年前这些成员们在性爱的体验中曾屡遭挫败,他们最终由于一个神秘的契机而走到了一起,并且每个人都在艺术表演中找到了战胜自身痛苦的途径。的确,真正的艺术并不消除痛苦,她只是通过重演痛苦来开阔人的眼界,提高人的忍耐力。“奇花秀”的神奇表演既直接而又具经典性,谁要成为她的合格的观众就必须具有同艺术家相似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观众必须有严于解剖自己、敢于同自己作对,用欲望来挑战理性的习惯,并心怀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然而,在世俗的舞台上去展示高级的心灵的痛苦,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啊。所以在作者的笔下,“奇花秀”在社会中的存在真是无比地暖昧,近似于某种神秘的传奇。这并不是说艺术同世俗无关,作者要表达的,是纯艺术在当今世俗中的尴尬处境,以及艺术与世俗这一对矛盾在交合中的痛苦。作者在此创造的画面既逼真又抽象:读者看到了“奇花秀”鬼鬼祟祟的存在;她的演员们的不伦不类的、见不得人的表演;似有若无的、难以归类的观众;等等。这一切,正如团队那辆色情的奶黄色小巴士上所描绘的美丽的花朵,是一个虚幻而又真实的梦。一个人,当他决绝地否定了世俗中的一切龌龊之后,如果他还要自己的肉体生存下去,那么他就只有选择去梦想了。只有在梦想中,在痛苦的重演中,世俗中达不到的理想之爱才会在头脑中鲜明地呈现。在不知不觉中吸引着一实的、“奇花秀”的魅力就在于此。同其他的团员一样,一实越是进入到性爱世界的深处,越是觉得自己离不开“奇花秀”。到最后,她的人生和她的艺术干脆就混淆起来,变得无法区分了。这也是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征,看来作者是深谙个中奥秘的高手。
一实的实验人生
性格朴实、对生活认真的一实的成长过程,也就是她的艺术化的人生逐渐实现的过程。当一个人于混沌中隐约地意识到自我,并开始追求自我的实现之时,她的人生就会逐渐地发生变化。以往认为牢不可破的东西会崩溃,从未有过的东西会被创造出来。
可以说,就在一实意识到遥子对于她的特殊的爱,并在她死后来悲痛地分析这种爱之时,一种自我的裂变就在一实身上发生了。一实只有通过这样的裂变,才会战胜自己身上的惰性,逐渐发展起自己的精神世界,为遥子所渴望过的光辉的瞬间的实现作准备。人一旦失去常识与习惯的支撑,人生就会变得充满惊险,只有叛逆的灵魂才能借助体内强大的生命力的冲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样的人生的确是一种艺术的实验,是那些心怀无穷无尽的渴望,每时每刻执著地活在真实中的人所做的大胆实验。在他们的内心,世俗化为了虚无,对于永生的痛苦而诗意的叩问成为人生的意义。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肉体的冲动又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直接将性爱的感觉同艺术挂钩,并对称地描述二者的平行发展的原因。一实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一生变成艺术实验,其根本还是在于她自身具有的那种不合时宜而又异常执著的欲望。那种欲望的核心是性欲,但表现出来又不完全是性欲,她的形式既丰富又多变,是人这种高级动物所独有的情爱。也只有这样的性爱和情爱才能够超越自身,向艺术的高度升华。这样的爱正如松蒲理英子所说的,是“从皮肤到灵魂”的爱,她包含了同情、怜悯、自我牺牲等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她是一个梦,也是实实在在的皮肤和心灵的体验。
一实所追求的,以和谐、美感为最高境界的性爱,已将原始欲望的初衷甩到了一边。即使从肉体本身来说,这也是一种扩展开来的、多姿多彩的高级感觉。她也许是从生殖器官起源,但这种充分发达了的感觉已蔓延到人的整个肉体,所以有时相形之下,作为其起源的部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种性感是一种高层次的文明,必然得到追求真理的人们的认可。所以一旦一实的境界提高了,她的很世俗的男友立刻在她面前相形见绌,成了根本不懂性爱的粗鄙的类型。然而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人无法最终抓住理想,只能不停地追求。提高了境界的一实于是很快又发现了自己和新情人之间的致命弱点,并为这弱点所击垮。她陷入了情感低谷。接着青春的活力又一次占了上风,欲望苏醒,更为成熟而细腻的性爱发生,一实在这种性爱中再一次发展了感觉,体验了美的境界。这样的性爱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人的艺术创造,那抓不住的理念始终是欲望的目标,人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奋起,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获得。这个“获得”却并不等于满足,不如说人所获得的是遗憾和更强烈的渴望,这二者正是新一轮创造的动力。在世俗中,一实最后是平静下去了(这一点也是很可疑的),但从爱的逻辑来说,追求是没有终结的。只要人的欲望不消失,他对艺术之美的渴求也不会消失。也许人会将性欲转化为其他精神方面的追求,也许他会再次产生新的性爱,这两种模式的目标都是终极之美,而对终极之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艺术表演者与观念
故事中涉及到这个主题时的调子是幽默的。对于“奇花秀”的演员来说,他们似乎是以一种矛盾的心理来对待他们的观众的。既然“奇花秀”是很久以前遗留下来的神秘剧种,观众便只能是一些有着特殊嗜好(在性爱或艺术想像方面)的人们。这样的人们是很难归类的,作者对他们的描述也很抽象。大多数时间观众被称为“色狼”,然而这些色狼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水平怎么样,作者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印象。也许作者同演员们一样,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犹豫的,这种犹豫来自艺术本身的二重性。一方面,崇高的艺术是排斥一切世俗眼光的(正如卡夫卡的《城堡》中的克拉姆老爷忍受不了任何一名村夫或村姑的靠近);另一方面,艺术自身要成立,就不得不同世俗肮脏的眼光发生交合。对于演员自身来说,赤身裸体同观众淫秽的目光交合也许比死还难受,然而一旦进入表演状态,他们就彻底向观众敞开,共鸣就在其间发生了。这个过程是很奇特的,旁人也很难体会,只有身临其境的个体本身才知道内情。正因为这样,“奇花秀”同观众的关系总被一种神秘氛围环绕,似乎这种关系说不清楚。
艺术表演者与观众的关系在《浮士德》“舞台序幕”一节中的生动对话里得到了解释。一方面艺术家对于观众(这个“观众”也包括表演者自己身上的世俗部分)厌恶、嫌弃得要命;另一方面,为了让艺术摆脱虚无,艺术家又不断地同世俗妥协,甚至为沟通而挖空心思地努力。同样在《拇趾P纪事》里,演出也是第一位的,而要演出就必须同观众打交道,艺术精神只能在与观众的共鸣中真正实现。境界是崇高纯净的,体验境界的个体(既包括演员自己也包括观众)则是世俗而肮脏的,那一次又一次激情而痛苦的媾合所诞生的产物便是所谓“艺术效果”。在《拇趾P纪事》中,这一点并没有作刻意描绘,但从演员们对观众的矛盾态度中,从演出前那种暧昧氛围的铺叙里,这一点已被暗示给读者。
繁树和亚衣子的分歧
这一对情侣来“奇花秀”之前有着完全不同却又极为相似的心路历程。他俩因为体质或性器官的特异而在人生中屡遭挫折,是“奇花秀”使他们相遇,也是“奇花秀”给他们带来了新生的、刻骨铭心的性爱。在色情表演团体中曾同无数贪婪的女人滥交、自己纯粹行使着性工具功能的繁树,其生殖器官早已麻木不仁,根本无法体验自己渴望的那种性爱;对精液过敏的亚衣子则是由于其特殊的体质,不能通过性器官来获得性快感。然而在心底,这两个人都异常热情地向往理想的性爱。是那种纯净的艺术表演升华了他们的痛苦,于是二人一拍即合,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并成为心心相印的情侣。对于有着如此境界的伴侣来说,性器官缺陷的障碍当然是可以超越的,这种超越不但不是消除性欲,反而是作为人类的性欲高于动物的、最为优美的展示。所以亚衣子和繁树的表演,虽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却正是人类文明的骄傲。
但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半空,所以作为“奇花秀”的团长的繁树,虽然酷爱表演事业,但他也有着一般人的弱点,那就是希望过一种比较奢华的、随心所欲的、又能得到高档享受的生活。这种不纯粹的念头影响了繁树对于艺术理想的追求,其表现是他时常向世俗的压力让步,为票房价值降低艺术的标准。性格刚烈而又冰清玉洁的亚衣子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并由于不能说服情人而深深地痛苦。她觉得,如果自己的情侣不能同她一样纯粹,她和他之间的爱情就要变质。她就像不能忍受精液一样不能忍受世俗观念对于爱情的介入。最后,由于她的执著,也由于一实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的行为,繁树受到了深深的感染。他决心克服自己身上的腐朽之气,使自己更为纯洁、坚定地投入他和亚衣子共同的追求之中。
阿保与映子的性爱
阿保与映子是“奇花秀”里面最为年轻的演员。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那种不平凡的爱一定要经历大的挫折。阿保的畸形的生殖器生来无法体验性感,他不得不在“奇花秀”的演出中一次又一次盲目地表演自己的痛苦。但他的境界的真正提高,却是从他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那一天才开始的——即映子抛弃他的那一天。就是在这种转折中,阿保才开始了清醒的自我认识,看到了自己在性爱中如同小孩撒娇般的幼稚而自私的表现,以及自己屈服于世俗的恶劣行径,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对情人的伤害究竟有多么深。在短短的激变中,他走完了从少年到男子汉的性爱历程。
说到映子对于阿保的爱(她仅仅因为这种爱而称自己为“畸形”,并自愿加入“奇花秀”),那更像是一个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子的爱。人一开始,这种爱里头怜悯的成分就远远大于追求刺激的成分。在她对阿保的爱情里,人类感情中最美好的那些部分——体谅、同情、自我牺牲等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但她却时常得不到回报。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性爱,而是母爱。但谁又能否认存在着包含了母爱的性爱呢?当然这种爱也是会起变化的。如果长久得不到报答和回应,她就会转向第三者。由于阿保的任性和不肯长大,映子终于投向了一实的温柔的怀抱。这个热情的青年女子在新的爱情中的表现是多么出色啊!当然,她身上那些优异的品质并未丧失。所以在后来,虽然她已经不再那么强烈地爱阿保了,但她却冷静而又坚强地选择了回到阿保的身边。这一方面是她看出一实对她的爱不如她对一实的爱强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身上一贯的美德在促使她作出不平凡的选择,即战胜情欲,为自己深深爱过、怜悯过的男人撑起一方新天地。不管这样做的后果如何(这不是作者想知道的),行为本身已显示了她那超人的精神的力量。
阿保与映子的性爱是在“奇花秀”那血淋淋的表演中成熟起来的。那生殖器上的鲜血终于带来了觉醒的、新型的性意识,让人战胜世俗,也让人从野兽的原始状态里挣脱出来,达到仅仅属于人的美的境界。在描绘那种美丽的境界时,作者像对待繁树和亚衣子的例子一样,同样不是要消除性爱,而是要将作为人的性爱的崇高与别具一格加以毫无保留的颂扬,从而提倡一种新道德。
“奇花秀”中的其他团员——政美、庸平及幸江的刻画也是十分感人的。他们都由于性生活上的某种“缺陷”而苦恼不堪,并且都在“奇花秀”的艺术表演中升华了自己的性感觉,体验了对美的渴望。一种凄美的、诗意的氛围始终围绕着这三个人,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气质的不凡。在主角一实的眼里,这几个其貌不扬的畸形人物远远高于她以前交往的那些“健全者”,是他们于不声不响中将那种艺术感染力传达给了她。“奇花秀”的神奇的凝聚力显然是来自每个人心底都必然会有的、对于艺术境界的向往。
在世俗中,也许人人都是自私而可笑的,然而一旦进入“奇花秀”,每个人都会有神清气爽、脱胎换骨的感觉。试想如果当年遥子同这个神秘的团体相遇了,那么她还会去自杀吗?“奇花秀”最后解散了,因为人不能每时每刻居住在艺术天堂里,他终将回到世俗;也因为艺术的天堂已深深地根植于每个团员的灵魂之中,从今以后,只要他们想要,就能重返天堂的体验。
一次偶然的器官的变异,让一实这位单纯的女大学生经历了如此奇诡、曲折而又深奥的感官与精神之旅。回过头来看,也许正是因为一实本来就不单纯,一切发展的因子都已在她性格中具备,她才能开始这种游向彼岸的旅程。一种理想有时竟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甚至用生命做代价,才会从朦胧到清晰,逐渐地凸现出来。作者要表达的就是这个过程,一种痛苦而甜蜜、悲伤而幸福的经历。当凄美而决绝的遥子组建爱侣供应公司时,她已经看见了那条隐约的通道;当一实同第一个男友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并投入盲人青年的怀抱时,她已经在路上;当繁树、亚衣子、阿保、映子、幸江等人表演性爱之际,他们是在向美的巅峰冲击;当一实走完这奇异的旅程之时,天堂已在她的心中。人的创造力是极难预料的,只有那些心怀破釜沉舟的决心的勇敢者,那些什么都不再顾忌的绝望者,才会将视线牢牢地盯在坟头生长的玫瑰花上,构想出仅仅属于自己的天堂意境。
哈金之痛
——读长篇小说《等待》
某种与生俱来、无法治愈的慢性致命疾病有时会造就一种以毒攻毒的特异个性,使人从所谓的“正常”彻底分离出来,进入另一种仅仅属于他个人的精神生活。粗看之下,这人同一般人并无什么不同,只有进入到他的精神生活里面才会发现,世俗的生活仅仅是他观照的对象。然而,一切消除不了的绝望的痛,一切令人万念俱灰的黑暗,只因为有了来自上方的那一道生之光辉,就都被赋予了永恒的意义。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留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长久的思索。
强大的文化淫威并不总是通过外部的压制来起作用的,你自己就是它,它同你早就连为一体,无法分割,你的血液里注满了它的毒素。一个人不可能同作为自己母体的文化彻底划清界限,正如人不可能摒弃自己的肉体一样。但人这种特殊的生灵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这就是认识自我的能力。而要认识自我,首先要认识到渗透于自我中起作用的文化因素。《等待》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的,就是中国人在认识自我方面所作出的艰难努力,它的艺术魅力,大部分也是由于它所达到的人性的深度。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同国内文坛上走红的那些“写实”长篇相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和更高的立足点。文坛上有很多人认为,《等待》语言粗糙,结构单调,手法陈旧,细节不真实,是因为迎合了洋人的心理才风行于国外(好像洋人在他们心目中是外星人似的)。这样的看法在我们这里很“正常”。要不是这样看才奇怪呢。一个民族,既没有自我反省的文化传统,在近当代异邦文化的冲击之下也从未真心地、彻底地反省过,在文学艺术上又怎么能超越自身呢?
若要形容《等待》中的文化氛围,“窒息”二字最为形象。那是一种庞然大物的慢性死亡——糜烂的肌体散发着恶臭,毒素充斥于每一寸空间。处于这种境地中的生命细胞——一个患了绝症而又不甘心死亡的人,对于我们国人所最看重的那些雕虫小技是不会去考虑的。然而正是作品那单纯的、执著于心灵倾诉的文风,那细腻入微的描绘,打动了千千万万异国读者的心。《等待》中对于中国人人生黑暗真相的揭示并不是导向颓废,毋宁说恰好相反。作品本身那深刻的洞察,那动人的力量所暗示的,却是绝望之后某种朦胧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读者要深深地感谢作家,因为是他给了我们更多活下去、并鼓起勇气正视自身、追求精神自我的力量。
一个军医(平凡的、甚至有点迂腐的文化人),为了同乡下老婆离婚,同自己的情人结合,整整等了十八年才达到目的。这是故事的梗概,一个毫无“新”意的故事。但作者完全无意于在编故事上头“创新”,因为他很清楚,那种创新同他心里要讲的话是两码事。他不是一名大匠,他是一名处于危险之中的、即将被窒息而亡的艺术家。他以无限的深情留恋着这个世界,他必须突围,只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才是他惟一的出路。所谓创造,就是同自身所处的染缸似的世俗生活,同自己的被惯性左右的肉体拉开距离,用一种超脱的观照全局的角度,让腐朽的、毫无意义的世俗生活再生,获得新的意义。这也是一个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成就。使用的方法则是那种严酷的、有杀伤力的、决不放过的批判。《等待》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令人感到,作者的确是诗人气质,功力非凡。他之所以要写,是因为他要同自己那正在逐渐死亡的肉体抗争;他之所以要奋力挣扎,为的是从几千年的酱缸文化中超拔出来。他成功了。被他感染的读者得到了什么呢?也许,我们也会笨拙地尝试一下,努力使自己麻木已久的身体运动起来,看看我们能表演出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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