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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第1页）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1919年1月14日出生于罗马。1974年3月奥里亚娜·法拉奇对他进行采访后，他一直处在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中心，多次就任总理和部长职务。1991年，被弗朗切斯科·科西加[1]任命为终身参议员。曾面临多次诉讼事件，但在长时间的、引起不同舆论反响的诉讼中免于起诉。除了从政外，他还从事记者和作家生涯，出版过有关历史的书籍和回忆录。

他讲话慢条斯理，显得颇有教养，像一个忏悔者在背诵经文，向你作祈祷似的。对此，我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不安。蓦然间，我意识到这不是不安，而是害怕。此人使我感到害怕，那是为什么呢？他彬彬有礼、热诚亲切地接见我；他使我放声大笑；他为人尖刻，但外貌并不凶恶。他那畸形的肩膀窄小得像孩童的肩膀一样，他的短脖子几乎使人感到可爱，他那光滑的脸上很难想象会有胡子，他那柔弱的手长着蜡烛似的长长的、洁白的手指。他时刻处于守势：蜷缩着身子，把头缩进衬衫的领子里，像一个在滂沱大雨中躲在雨伞下面的病鬼，或者一只战战兢兢地正从甲壳中探头的乌龟。谁会害怕一个病鬼？谁会害怕一只乌龟？他们会伤害谁呢？只有到后来，几乎是到了最后，我才知道我的害怕正是由于上述这一切，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力量。真正的权威不需要傲慢、长胡须和大声叱呵，真正的权威能用丝带、谦恭、智慧把你勒死。

天哪！智慧他是有的，甚至达到善于自制而不形于色的程度。他滑得像条泥鳅，善于绕开对手提出的每个问题，迂回地向你作出内容丰富和语言朴素的回答。他说话高度幽默，但极其尖刻，只是不像针刺那样立即使你感到刺人，只有在事后，当伤口冒出鲜血，你才感到难受。我生气地凝视着他。他坐在一张堆满纸张的写字桌后面，在他背后垂着淡褐色丝绒幔子的墙壁上挂着圣母与圣子的肖像。圣母的右手垂向他的头部，为他祝福。不，从来没有人损害过他，而总是他，以他的平静、时间、坚强的信念或以他的教义去损害别人。他相信存在天堂和地狱。清晨，他去做弥撒，他比辅祭的人还周到。他像国务卿[2]那样毫不拘束地与教皇频繁交往。我可以打赌，要是你激起了他的无声的愤怒，你便会倒霉。当我向他提出一个无礼的问题时，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脸部毫无表情。可是，他的冰冷的目光至今仍使我不寒而栗。他说，在学校里，他的品行得十分。但是，我可以打赌，在课桌底下，他把别人的腿踢得青肿。

对于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可以写一篇论文。这是一篇迷人的、使人担忧的论文，因为他的一切远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他代表着一个意大利：一个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民主党、保守的意大利。你要是给它一拳，那只会损害自己的指节铜套[3]。这是罗马的意大利：那里有梵蒂冈、怀疑论、智慧、生存的能力，能对付一切的能力。来到这里的人，不管是野蛮人还是来自火星上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带到圣彼得堡教堂去祈祷。他不是故意去从事政治，因为他否认自己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他也不是通过斗争和冒风险去获得权力的，因为他没有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是命运安排他去从事政治和执掌权力，又出于自己的意愿，他始终待在这个岗位上。这是一种不平凡的、值得羡慕的意愿，只有忘我工作的苦干者才具有这种意愿。他统治我们已近30年，也就是开始于他25岁的那一年。他将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统治我们，直到他临终涂油礼的那一天。他是德加斯贝利的知己、咨询机构成员、立宪会议成员、历届众议员，曾六次任总统府次长，又当过总理府秘书、议会党团主席、内政部长、国库部长，两次任财政部长和工业部长，七次任国防部长，三次任总理[4]。连孩子都知道他这个人的名字，有关这个人物的一些故事以及他如何从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人、学问渊博的人和不识字的人中获得大量选票的事情。他喜欢观看足球赛，热衷于赛马。他也喜欢智力测验电视节目，爱好收集小铃。他没有恶习。他是个忠实的、幸福的丈夫，他的妻子是一位文学教授，他们有四个漂亮的、有作为的、勤奋好学的儿子。但他在应付美国方面，在赛马方面，在对付诸如皮肤白嫩的已故的卡罗尔·隆巴德[5]一类金发女郎方面是个弱者。当然，谈到他对待金发女郎这类女性，只是从他思想上存有好感这个意义上说的。他有写作的才能，因此，他的书籍从来都无可非议地受到重视。可惜的是他只写那些神圣、贞洁的东西。

下面是采访记。采访分三段时间进行，共五小时，地点在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五小时里，我这个极度渴望抽烟的人只燃了一支烟，而且是在最后的时刻。开始我没有敢抽烟，因为他不能忍受烟味，什么烟味都不行，当然更不用说破旧立新的火星了。他点燃一支蜡烛，像驱赶魔鬼撒旦那样来抗烟，抗新生事物。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尊敬的议员先生，您是我面对的第一个天主教民主党人。我有点儿担心，因为……这样说吧，因为我从来就不理解你们天主教民主党人。对我来说，你们的世界是那样扑朔迷离，是一个我无法弄清的世界。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以下简称“安”）：您使我想起詹尼尼在众议院的一次讲话。他说：“我知道你们代表一种政治力量，但是，如果我说我理解天主教民主党，那是在说谎。”接着，他讲了一个修道院院长的故事。那位修道院院长有两只金翅雀，她希望把它们配成对，但这两只金翅雀从不曾交尾。可怜的修道院院长不明白它们不交尾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是两只同性的金翅雀。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这两只同性的金翅雀究竟都是雌雀还是雄雀。一天，她愤愤地大叫道：“是驴就好了！马上可以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詹尼尼确确实实讲了这个故事，其中含有相当的真理。您瞧，在开始阶段，天主教民主党人意味着什么，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基于无可置疑的民主政治纲领上的一条基督教社会学路线，概括起来，就是唐斯图尔佐的路线。但是，今天，不能说天主教民主党的立场仍然是清楚的，也许是因为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因为一个政党不能靠吃老本……什么事？您想要什么吗？

法：不，不，我有吸烟的习惯，但是，我知道，对于有这种恶习的人您不能忍受……

安：有一次，教皇利奥十三世[6]请一位红衣主教嗅一嗅烟草的气味。红衣主教说道：“谢谢，我没有这个恶习。”教皇答道：“要是这算做恶习的话，您应该有。”

法：那么，我和您，谁是主教呢？

安：我刚才说，我们应该重新制订天主教民主党的纲领。我们甚至可以从最初的政治纲领出发，也就是从1946年戈内拉[7]的报告——它对我们党是一部基本宪法——出发，回顾一下这个报告中的哪些方面我们已做到，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到。检查刚刚发生的问题，然后，重新制订纲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条具有明确方针的政治路线。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主动权，让对方得分。意大利社会党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是他们产生重大危机的原因。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应该少搞些宗派、派别、个人性质的集团……

法：安德烈奥蒂，请注意，在我们等待弄清楚天使的性别，确切地说是金翅雀，更确切地说是天民党人的性别时，我愿意随意描述您这个人物。譬如说，您是一个非常虚伪执拗的人。此外，我还想知道……

安：我是一个虚伪执拗的人？如果说我执拗地去做弥撒吗，只要可能，我是去做弥撒的，这是事实。只要可能，星期五我还吃素，这也是事实。可这与执拗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就这样做，因为我出生于具有这种传统的家庭。说我在这方面从不另作打算，从不希望改变这种习惯，我可以同意。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不喝酒不吃猪肉的阿拉伯人大家都说他是个多么好的伊斯兰教徒，而对一个像我这样生活的天主教徒大家却都说他是多么虚伪执拗的人，不是教徒，而是执拗的人。

法：好吧，就说教徒吧。我想知道您除了是一位笃信宗教的人外，为什么还成了天主教民主党人。

安：我可以说，这是由于德加斯贝利的原因。一次，我去教廷图书馆收集关于梵蒂冈海运事业的材料。当时，我还不是天主教民主党人。我在那里认识了德加斯贝利。他对我说：“难道您没有更有用的事情可做吗？”那时，我才19岁，是个无名小卒，我也从未向自己提出过政治选择问题。但是，德加斯贝利具有那么大的魅力，那么大的说服力。结识这位人物就像往我心中掉进了一点火星，刹那间，它引燃了那蕴藏在我内心而我却从未察觉的信仰之火。它几乎使我必然要作出那种选择。我的意思是我始终未产生过其他选择，例如，加入社会党或自由党。谢天谢地，它们对我从来没有过诱惑力。至于共产党人吗，当时我早已确信共产主义和民主是无法调和的。1943年10月16日我给佛朗哥·罗达诺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罗达诺是属于天主教共产党人这一派的。我是这些人的朋友，对他颇有好感，而教皇庇护十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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