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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第1页)

昨天,我接到爱勒达德·鲁宾的遗孀芭提雅·鲁宾打来的电话。她没有客套,上来便询问是否在和房地产经纪人约西·沙宣说话。我回答说:“乐意为您效劳,女士。”她说:“我们谈谈吧。”

我对坐落在塔尔帕特(1929)大街的鲁宾家的住宅觊觎已久。住宅位于拓荒者花园之后,我们称其为“废墟”。那是一座老宅,建于一百多年前,村子落成后不久。两旁的其他一些老住宅,如维林斯基住宅和施姆艾利住宅,已被拆掉,几层高的别墅在原处拔地而起。这些别墅环绕在修葺完好的花园中,其中一个花园甚至还有景观池塘,配有人工瀑布、金鱼和喷泉。坐落其中的“废墟”犹如一排洁白牙齿上的一颗黑牙。那是一座布局凌乱的大宅子,有各种侧翼与延伸部分。房子由沙石建成,多数墙皮已经剥落。老宅离群索居,远离公路,背对着世界,为一个布满荆棘与锈色杂物的院落所环绕。院中央是一口封死的水井。水井上是一个已经腐蚀的手泵。百叶窗终日紧闭。大门与老宅之间的石板小径上,恣意生长着旋花、含羞草、绊根草。偶尔可见老宅旁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罩衣和一些内衣,此乃唯一的生命迹象。

许多年来,我们特里宜兰拥有一位知名作家——爱勒达德·鲁宾。他是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写大屠杀小说。他在特里宜兰度过了全部人生,只有50年代末期在巴黎学习过几年。他出生在塔尔帕特街上的这座老宅里,在这里写下他所有的作品,也是在这里,大概十年前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自他去世后,我一直希望把房子买下来,把它卖掉,任人拆毁并重造一所住宅。实际上,有那么一两次,我尝试阅读爱勒达德·鲁宾的作品,可是我不喜欢:他书中描写的一切是那么沉重与忧郁,情节进展缓慢,人物境况悲惨。多数情况下我只看报纸经济增刊、政治书与侦探小说。

两个女人住在废墟里。到现在为止,不管出什么价钱,她们都不肯卖掉房子。这两个女人是作家九十五岁的母亲罗萨,还有他的遗孀(一定有六十多岁了)。我试着给她们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总是遗孀芭提雅。我在谈话伊始,总是表达我对死去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钦佩,全村值得为此骄傲。继之我暗示房产行业的不景气,说保留老宅已毫无意义。最后我礼貌地提出能否登门简要商量一下今后怎么办。每次电话会谈均以芭提雅感谢我对房子感兴趣,但眼下我还不是她们的经纪人,故没必要前去拜访作结。

直到昨天,她才主动打电话说我们该谈谈了。我立刻打定主意,不带任何买主去见她,而是自己把“废墟”买下,而后把它拆毁,卖地皮赚的钱会比买房的钱更多。我小时候进过一次老宅。我母亲是一位注册护士。她有一次出诊给作家爱勒达德·鲁宾打针时带上了我。我那时大概九岁或者十岁。我记得一间放有东方情调家具的宽敞的客厅,客厅有许多通向旁边房间的门,还有好像通往地窖的台阶。家具显得沉重而暗淡。书架沿两面墙壁从头排到脚。还有一面墙壁上用彩色图钉钉满了地图。桌上一只花瓶里放着一束蓟草。带有镀金钟摆的落地大座钟滴答作响。

作家坐在扶手椅里,膝上盖了一条格呢毛毯,一头灰色长发框住了他的大脑袋。我记得他一张宽大的红脸膛凹陷到两个肩膀当中,就像没有脖子。他长着两只大耳朵,浓密的眉毛变成了灰色,耳朵与鼻孔中也翘着灰毛。他的某些特征让我想到一头冬眠的熊。我母亲和他母亲使劲儿把他从扶手椅拉到沙发上。他丝毫不给她们省事,抱怨,咆哮,挣扎着脱身,可他体力不支,她们战胜了他。他母亲罗萨拉下他的裤子,露出他半边肿胀的臀部。我母亲弯腰在他白皙的屁股上打了一针。后来,作家和她开起了玩笑。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但我记得玩笑并不是特别逗笑。接着他的夫人芭提雅走了进来。她是个身材瘦削、情绪化的女子,头发挽成一个小发髻。她给我母亲倒了杯茶,往我茶杯里倒了些甜滋滋的黑加仑果汁。我觉得那杯子似乎都有裂缝了。我和母亲在老宅的客厅里坐了大概有一刻钟,村里那时已经开始把那住宅称作“废墟”了。我记得老宅里有某种东西牵动着我的想象。也许是客厅里有五六扇门直接通向周围的房间。我们村的房屋不是这种造法。我只在阿拉伯村子里见过这种风格的建筑。据我所知,作家本人,即使他创作关于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并没有显示出一点阴郁甚或悲痛的情绪,而是流露出某种勉强的孩子般的快乐。他煞费苦心地以他那种懒洋洋的方式取悦我们,给我们讲述轶文趣事,玩弄辞藻,自娱自乐。但通过这唯一的会面,我记得他不是个迷人的男子,而是花大力气确保每件事情进展顺利的人。

晚上六点,我从书桌旁站起身,出门来到村边散步。在办公室工作了漫长的一天,我很疲倦,两只眼睛疼。这一天就在准备年度退税中打发了。我打算走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在海默维茨餐馆稍微吃点东西,而后回去工作,那天夜里需要把工作做完。我太累了,晚上的光线并不十分清晰,而是有些模糊,或者说多尘。那是特里宜兰一个炎热、潮湿的夏日。水井街尽头是一排柏树,柏树后是一座梨园。夕阳西下,落到柏树后面。在这个炎热的六月夏日将尽之际,太阳显得有些暗淡,与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灰色的面纱。我以不紧不慢的均匀速度漫步。如今我再次停住,心烦意乱地盯住一个前院。街上只有几个人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这时候,村里多数乡亲通常都待在家里,或者在后门廊,身穿背心和短裤,啜饮着冰镇柠檬水,面对花园,翻阅晚报。

不时有几个路人从我身边走过。亚伯拉罕·列文朝我点头致意。有一两个人停住脚步与我说话。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彼此熟识。有些人对我购买村里房产,将其出售给建造周末之家或度假别墅的外来人心存怨恨。很快,村将不复为村,而会变成某种夏日度假村。上了年纪的村民不喜欢这种变化。然而新来者把村子变富,将其从一个被遗忘的偏远所在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至少在周末是这样。每逢安息日(周六),小轿车便鱼贯开进村里,乘客前来参观精品酿酒厂、艺术画廊、销售远东家具的商店,以及奶酪、蜂蜜和橄榄货摊。

在炎热的黄昏时分,我来到奠基者街文化厅前的露天广场,双脚不由自主地走到大楼后面。那是一个阴暗空旷的场所,有一个没有意义的小花园,因为从来没有人光顾这个被遗忘的地方。我在这里站了几分钟,然而我不知道我在等谁,或是等什么。这里矗立着一座布满灰尘的小雕塑,四周长满黄草,还有一座花圃,里面种着饥渴的玫瑰,纪念一百年前在一次战斗中遇害的五六位奠基者。大楼后门有个布告栏,通知说三位音乐家将于下周末来与大家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在海报下面,还有一张宗教传教士贴的告示,宣称世界只是一个阴暗的前厅,我们必须在那里准备进入圣所。我盯了它好几分钟,深思后断定自己对圣所一无所知,但我十分喜欢前厅。

我正在看布告栏,一个女人——刚才她不在那里——出现在雕塑旁。在暮霭中,她的样子有些奇怪,甚至有些怪诞。她是从文化厅后面的入口走出来的,还是穿过旁边建筑间狭窄的通道来的?刚才我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突然间一个陌生女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她不是本地人,身材苗条,挺拔,鹰钩鼻,短实的脖颈,头上戴着一顶缀满搭扣与饰针的怪诞的黄帽子。她像一个远足者,身穿土黄色的衣服,脚穿沉重的旅游鞋,一只肩膀上背着只红色帆布包,皮带上还系了个水瓶。她一只手上拿了根棍子,另一只胳膊上搭了件雨衣,这在六月显然不合时宜。她看起来就像从外国广告中走出来的自然漫步者。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某个凉爽的地方。我无法从她身上移开视线。

这个怪女人回过头来,用锐利、几近敌意的目光看着我。她傲慢地站在那里,像是全心全意鄙视我,或者她试图表示我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她目光犀利。我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转移视线,迅速离去,向奠基者街方向和村文化厅走去。大约走了十来步,我情不自禁停下脚步,向四周观望。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大地似乎张开巨口把她给吞噬了。但我无法平静,绕过村文化厅,继续朝奠基者街前行,坚定不移地感觉到有些东西出了错,感觉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做某些严肃而有用的事、某些该做但避免去做的事。

因此我走向“废墟”,要立即和遗孀芭提雅·鲁宾交谈,或者和老母亲罗萨·鲁宾交谈。毕竟,她们终于和我的办公室联系了,说要谈谈。

我边走边想拆毁“废墟”有点遗憾。毕竟,它是一百多年前奠基者们最初建造的房屋中的最后一座。作家爱勒达德·鲁宾的爷爷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农夫,名叫戈达利亚·鲁宾。他是特里宜兰最早的定居者之一。他亲手为自己建造了住宅,种植了一个果园,还有一个成功的葡萄园。他在村子里以吝啬小气、脾气暴躁著称。他的妻子玛尔塔年轻时是门纳赛地区出了名的美女。但是,“废墟”年久失修,摇摇欲坠,花钱重新修复或装修已没有意义。我还在思量从他母亲和遗孀手里将其买下,把地皮卖掉,盖一幢新的别墅。把一个带有纪念性意义的徽章镶嵌在新建筑物正面,说明这里曾是作家爱勒达德·鲁宾的故居,他正是在这里写下了反映大屠杀恐怖的作品。这是可以做的。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常想这些恐怖仍以某种方式在作家家里,在地窖里,或者某间后屋里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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