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星期一
开始在空军医院上班。医院旧名为“商人医院”,一切都好,就是太偏远;位于城市边缘第19区,坐落在山丘上“土耳其战役纪念公园”的后方。光是坐电车去就得花上一个小时,而且现在大众交通工具行驶速度又慢得教人心慌,因为街道上不是炸弹坑,便是积雪,所以每天早晨6点就得起床。
我和另外两位助理一起在药局内工作,上司是蒂姆医生,每天要看差不多150位病人,包括做各种检查、照X光等。我负责抄录他的口头诊断。他来自柯尼斯堡,挺会讲俏皮话——或许该说是冷嘲热讽的话。晚上一直工作到七八点,中间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得喝一种极难喝的汤。
替我谋得这份差事的西塔·弗雷德在手术室里工作;她几乎从大战爆发后就一直在当护士,跟我们比起来,资格很老,而且战前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做过两年护士。和她一起工作令我感到心安,她却因为我没被调去她的部门感到非常气愤,坚持说这是院方故意刁难,“因为他们不喜欢让我们这些贵族在一起工作!”不过她每天早晨都会下楼来看我,带三明治给我吃;因为她可以取得特别为伤患准备的食物补给,同时还走私一点牛奶给我喝,大约每天一小瓶;所以虽然工作辛苦,令我感觉非常疲累,不过仍希望能保持健康。讽刺的是,我因为健康理由离开柏林的外交部,结果却来这里上班,工作量反而沉重许多。其实这样也好,我就没时间胡思乱想了……
西塔开始把我介绍给同事和病人。重病患者都住在楼下所谓“地窖单位”内,虽然病房不全建在地下,不过空袭时仍比较安全,因为那些人都不能被移动。医院里最优秀的三位护士都在这个特别病房内工作,其中有个女孩个性开朗,名叫艾格尼丝,是威斯特伐利亚人,我跟她已经挺熟了;另外一个女孩有点丑,名叫露琪,未婚夫是空军中尉,很年轻;这可怜的家伙两周前被送进来,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毫发未损,最近却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同时失去两条腿。他名叫汉尼,脸颇迷人,大约30岁,头发却白了。他和露琪虽然相爱,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院方禁止护士与病人交往。
1月30日,星期二
由于我尚未正式做护理工作,护士长(她人非常好)特准我不戴护士帽到处走动,别的护士却已经开始抗议,说我摆出“好莱坞作风”。如今在德国若想符合标准,必须整天灰头土脸才行!我才不管咧,只要医生和护士长不讲话,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习惯不涂口红。西塔·弗雷德一看见我涂口红就大为紧张,不断哀求我擦掉。
今天护士长命令我去让负责替职员看病的医官蒂利克医生检查身体。西塔慎重警告我,绝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据说他是医院里的加里·库珀;她连得扁桃腺炎的时候都不让他碰一下。她甚至还去找护士长闹了一场,等到我去照X光时,她就站在旁边,双手叉腰,随时准备和那个魔鬼交锋。不过最后她还是得让我们单独相处,离开时,一脸的不情愿。蒂利克医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着“简略”的服装——谈论两年前我从马上摔下来,接着脊椎受伤的经过;整个过程中规中矩,不过他的确很有魅力。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学生,当初就是靠埃平格开的证明,我才能离开柏林。
2月6日,星期二
尤尔根·葛纳坚持要安托瓦内特现在就离开维也纳,免得以后走不成。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家人也开始紧张,于是昨天她便启程前往巴伐利亚,去和一位老同学住。我一定会很想念她。昨天约根派他的勤务兵来帮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单独跟欧伯斯特太太住。我打算搬回布里斯托尔旅馆(以前每次来维也纳都住在那里),跟他们长期租最小的房间(我的存款仍然很少)。或许这个办法可行,因为现在我在“战时必要单位”工作。
我的粮票快用完了,得向汉诺威的克里斯钦借一些。他眼下住在帝国旅馆,因为身为王族王子(而且还跟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被陆军踢出来,后来进大学念书。
早上休假,和布里斯托尔的经理费希尔先生谈住房问题,似乎颇乐观。
2月7日,星期三
今早又发生严重空袭。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里,其实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可以听见每一枚炸弹落下来的呼啸声,感觉到每一次的爆炸。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陪在伤势最严重的人身旁,看见他们那么地无助,自然会变得勇敢些。我替安托瓦内特·葛纳高兴,因为这次空袭炸断了主要的铁路线。
2月8日,星期四
又一次严重空袭。
塔蒂阿娜从布拉格打电话给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疗。听到她的声音真好。
费希尔先生通知我,这个周末便可搬进布里斯托尔。
2月10日,星期六
空袭愈演愈烈。今天是近来第三次遭到轰炸。院长发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够走动的病患,以及较年轻的护士,遇到空袭时不可再待在医院内,必须走五分钟左右到贯穿土耳其公园的铁路隧道内躲避。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个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过八万人挤进去。人潮从早上9点就开始排队,等到警报声响时,入口处已挤得水泄不通,万头攒动,全往里面挤。没有人能每天忍受这种情况,更糟的是,我们必须留在医院内,等到最后一分钟才逃出去,所以总是最后一批抵达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才进去躲过两次。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胆子(经过在柏林躲警报多年之后)还是很小,现在来维也纳,一听到投炸弹的声音就开始发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进布里斯托尔,他们给我一个极小却一尘不染的房间。不过费希尔经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为旅馆里挤满了党卫军的人。我很不以为然;我也是勤奋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劳工,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像样的房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严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进隔壁的格兰德旅馆。我们在格兰德旅馆内发现两辆单车,先沿着旅馆内的走道骑了一阵子,接着骑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布里斯托尔。经理告诉我们,上一次保罗·梅特涅来住的时候,留下两瓶拿破仑白兰地。既然酒可能会在空袭中不保,他便颇不情愿地交了出来,我们把酒也放在自行车上推进房里,开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袭。
2月13日,星期二
空袭。
2月14日,星期三
空袭。
维也纳唯一照常工作的团体是爱乐交响乐团,从医院下班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演奏会。
盟军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已结束。我的小收音机只能收听到德国的广播电台,报道当然有限。
谣传德累斯顿一连遭到两次猛烈轰炸,整座城已被夷为平地。
俄军已进入布达佩斯。
同盟国于2月4—11日在雅尔塔会面,举行战时最后一次高峰会议。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意加强攻势,并划定战后的欧洲国界。
会议开始的前夕,盟军决定恢复对敌方重要大城进行轰炸,向斯大林炫耀强大的战力,同时打击德国民心士气,期望形成大批难民潮,阻断德军部队调度及补给线。当时位于德累斯顿的少数军事目标及主要火药库都在轰炸范围之外,因此城内几乎没有战斗机或高射炮的防御部队;该城主要以巴洛克时代的建筑闻名。结果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第八航空军自2月13日开始,持续猛烈轰炸该城到4月,等于将这个历史古城彻底炸毁。死于火风暴的市民及难民达9万至15万人(有人估计高达20万人)。今天的史家认为,对德累斯顿刻意的摧毁,乃是西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就连制定“无选择性地区轰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尔,亦在获得胜利之后感到良心不安,从未公开褒扬过哈里斯空军元帅及其轰炸队指挥部。
2月15日,星期四
好像开始生病了。昨天因为空袭,工作被打断三个小时,后来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觉得极难受,趁着医生替一位病人检查时,量了自己的温度:39.4℃。蒂姆医生一边搓手一边轻快地说我只是累了,明天体温就会恢复正常,又可以回来上班。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两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来的美国飞行员,分别被两名德国士兵一左一右扶了进来,伤势似乎都很严重,举足维艰。其中一个人脸部灼伤,黄发根根直竖。到目前为止,医院里已收容了大约30位美国飞行员,院方待他们很好,但只在碰到严重空袭时,才把他们抬到地下掩体里。我想跟他们聊聊,但院方禁止。有一位护士曾经在英国做过家庭教师,送了一束花给其中一位飞行员,结果当场被开除。不过有一次空袭期间,西塔·弗雷德带我去他们住的特别病房。有几位看起来人很好,但大部分伤势严重,几乎全身都包了绷带,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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