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德国,只要它是和平的。
——贝利亚,1953年5月
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处在与社会主义或者说苏维埃政权关系密切的位置上的人,怎么能相信四大国管制下的和平的资产阶级德国?
——莫洛托夫,1953年7月
德国的分裂是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发生冲突的最引人瞩目的后果。然而,只是在最近,才有人对西方的干预进行批判性的重估,而即使到现在,斯大林的整个作用也无法得到有关文件的证实。许多小范围决策的细节及其执行情况依旧模糊不清,斯大林的密码电报及许多谈话的录音在俄国档案中仍然没有解密。尽管如此,从现有的文件来看,东德事态的新发展中许多都带有斯大林的独特印记。如果没有他的明确同意,其中有些根本就不会发生。苏联驻东德最高政治委员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VladimirSemenov),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为了实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斯大林采取了“巧妙的外交措施”。
对东德和苏联档案检查的结果让一些学者确信:斯大林本来更希望建立一个非共产主义的、统一的德国,而不是一个分开的东德卫星国。有些专家认为,苏联人从来没有打算把东德苏联化,只是于匆忙混乱之中,阴差阳错走到了那一步。在这一章,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证据显示,斯大林和苏联的精英们从来没想过要建立一个中立的德国。至少,苏联人是想让德国受西方控制的那一部分保持中立,而在自己的占领区建立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在东部占领区建立社会主义,可以把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梦想与20世纪40年代建立帝国的梦想结合起来。
从经济上来看,占领区可以提供巨大的战争赔偿,可以为苏联精英带来自肥的机会,为实业家和科学家提供高技术,为苏联核武器提供几乎所有武器级的铀。德国的分裂也是在中欧构建社会主义帝国的好借口。二战的巨大伤亡让苏联的精英和普通公民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德国的未来问题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且这样的看法持续了几十年。
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斯大林从来不想把苏军撤出东德。随着对抗的加剧,无论是从军事还是从地缘战略来说,东德都是苏联在欧洲的真正的中心。几十万苏军最终被部署在那里,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杀向英吉利海峡。
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在苏维埃帝国中,东德是麻烦最多的一个环节。作为“民族问题专家”,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让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他感到问题的关键是把德国的分裂归罪于西方列强。因此,苏联人对东德与苏维埃帝国的逐渐一体化秘而不宣,并让东、西德的边界保持开放。这就使德国成为自由市场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展开相对开放的竞争的场所。在占领的头几年,苏联当局在巩固“他们的德国”方面,似乎是成功的。然而,到了斯大林生命的晚期,形势就明朗了:对这个作为欧洲中枢的国家的争夺才刚刚开始,而苏联人毫无胜算。
建立占领政权
在首批苏联士兵进入东普鲁士之前很久,苏联当局就制订了占领计划(文件显示始于1943年)。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这些计划都非常模糊。伊万·麦斯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目标是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这个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德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权”,那就只能通过“持久而全面地削弱德国,使之在物质上无力发动任何侵略”。二十年后,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RodionMalinovsky)元帅和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表示,他们认为斯大林在1945年的意图就是要摧毁德国的经济:“他不认为我们会常驻德国,而且他担心整个德国会再次反对我们。”
总是怀疑西方居心叵测的斯大林,想要防止德国与西方列强在最后时刻结成同盟。在雅尔塔会议上,他甚至都不想显示出苏联对战争赔偿的极强烈的兴趣。据麦斯基说,斯大林“不想让盟国被我们的要求吓着了,从而使他们想另做打算”。对于苏联计划利用德国的战俘作为强制劳动力进行苏联城市与经济的重建,他也故意轻描淡写。实际上,苏联对于从经济上剥夺德国有着浓厚的兴趣。1945年5月11日,斯大林指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麦斯基等官员,必须以最快速度把德国的军事与工业潜能转移到苏联,以确保工业区——“尤其是顿巴斯[煤矿]”的经济恢复。莫洛托夫在讨论时强调,在把西柏林交给西方列强之前,苏联人必须把它所有的工业资产都弄走。“我们为柏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对于德国的未来,克里姆林宫首先考虑的是边界和占领问题。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重绘了德国的版图,从上面抹掉了被称之为“德意志军国主义策源地”的普鲁士。东普鲁士连同哥尼斯堡成了苏联的一部分。西普鲁士连同但泽则归重建的波兰。斯大林还决定把德国的西里西亚和波米拉尼亚移交给波兰,以补偿苏联在1939年吞并的而且在战争结束时也没有归还的波兰东部的领土。苏联人还怂恿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驱逐德意志族人。西方盟国并没有反对。到1945年底,总共有360万德意志难民从东欧迁到苏联占领区;也有许多人逃到西方占领区。这一着在地缘政治上很厉害,它改变了中欧的版图。
虽然西方列强一开始都持合作的态度,但斯大林还是做好了争夺德国的准备。1945年3月底,他告诉来访的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官员,西方盟国会与德国人“合谋”,设法让其逃脱自己的罪行所应得的惩罚,会对其“较为宽大”。1945年5月,斯大林说,“争夺德国灵魂的战斗”将会是“旷日持久的、艰难的”。而在1945年6月4日,斯大林在会见德国共产党人时告诉他们:英美打算肢解德国,而他斯大林反对这样做。此外,他还说,“别看同盟国很团结,但会出现两个德国”。为了在德国的政治事务中占据牢固的地位,斯大林力主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倡导“德国统——”的党,以便将其影响力延伸到西方占领区。1946年2月,德国社会统一党(SED)在苏联占领区成立。
要追求苏联在德国的目标,关键力量并不是当地的共产党人,而是苏联驻德军政府(SMAG)。1946年初,在与西方占领当局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苏联驻德军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到处伸手的官僚机构,其官员总计达4000人,拥有相当于“帝国政府”在殖民地的特权:苏联卢布和德国马克的双薪;比苏联国内最高级的官员还要好的生活水准;可以对欧洲以前的“优等种族”颐指气使;能够经常接触到西方占领区的各种各样的影响。那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让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这两套相互竞争的秘密警察机构帮助驻德军政府,同时也替他监督其活动。
驻德军政府第一任领导人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巨大的声望,再加上他的固执,让斯大林很不放心。他的继任者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Sokolovsky)元帅,是苏军指挥官中最有经验、最有教养同时也是最谦逊和低调的人。斯大林还设立了驻德政治委员一职。1946年2月,这项工作落到了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一位34岁的哲学博士和中级外交官的头上。他过去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为这项艰巨的任务做好准备。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研究有关拿破仑19世纪初占领德意志各国历史的档案文件。可惜,对于这位被委以重任的年轻人来说,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有关将来活动的洞见。
德国的政治局势以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的不确定性,使斯大林给驻德军政府和谢苗诺夫的指示显得比较谨慎和模糊。对于德国会有一番争夺,这一点斯大林没有疑问,但对于美国介入的程度,他则不能肯定。1944年10月,丘吉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说,“美国人很可能不打算参与[对德]长期占领”。但是,从1945年秋开始,无数的事件表明,美国人想要留在德国。广岛轰炸后,美国人显得更有底气了。这让莫斯科觉得,他们想要挑战苏联对中欧和巴尔干的控制权。从那时候起,对斯大林来说,问题与其说在于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不如说在于维持苏联在中欧尤其是东部占领区的军事存在。
1945年9月,斯大林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的提议:签订条约,让德国保持20~25年的非军事化。1945年12月,在与拜恩斯的莫斯科会谈期间,斯大林对美国决意维护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合作准则表示满意,并决定“在原则上”同意讨论德国的非军事化问题。这样做其实是一种策略。斯大林仍然强烈反对拜恩斯的建议,而且,这样的立场在苏联的高级官员中也开始得到认可。1946年2月,事态明朗了。当时拜恩斯给苏联人拿出了一份有关德国非军事化的协议草案。斯大林和苏联官员对这个草案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1946年5月,包括政治局委员、军方和外交官在内的三十八位官员,向斯大林提出了他们的最终意见。朱可夫写道:“美国人想尽快结束对德占领并撤走苏联的武装力量,然后就要求我们从波兰撤军,再然后就是从巴尔干撤军。”他们还想干扰苏联拆除德国工业设施和索取战争赔偿的工作,想“保存德国的军事潜力,以作为将来实现其侵略目标的基础”。外交部副部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态度更明确。他写道,如果接受美国人的计划,结果就是对各占领区进行清算、撤走苏联军队和在美国主导下实现德国经济、政治的重新统一。这反过来又导致,“不出几年,德、英、美就会联合起来对苏开战”。外交部准备的一份综述认为,在提出有关德国非军事化的建议时,美国政府追求的是以下几个目标:结束对德占领;不让苏联再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破坏雅尔塔与波茨坦准则并削弱苏联对德国的控制力以及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加快德国经济力量的复苏并使德国转而反对苏联。在外交通信中,这些结论成了评估美国对外政策的套话。
在苏联有关德国问题的文件中,看不出美国的原子潜力对苏联的安全考虑有什么重大影响。不过,广岛蘑菇云的阴影在苏联对德国问题的考虑中,肯定是存在的。1946年5月5日,莫洛托夫在与拜恩斯交谈时问美国为什么“不放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为什么要在冰岛、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和中国等地“到处建立自己的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就像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军方理解的——携带原子武器的美军轰炸机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击苏联的任何地方。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方面的因素将促使苏联大幅增加其在中欧的军事存在,以反击美国可能发动的核打击。
斯大林与苏联的高级官员都认为,如果过早从德国撤军,就会否认苏联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有驻军的权利。那样一来,满目疮痍的德国以及中欧其他国家,就会自动依赖于美国的经济与资金援助,也就会接受这些援助所附加的政治条件。苏联人剩下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让共同占领体制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和谢苗诺夫打算,“无论如何,要利用美国人的动议,将来在德国问题上捆住他们的手脚(以及英国人的手脚)”。那样一来,他们至少还可以寄希望于战后必然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寄希望于美国放弃其在欧洲称霸的计划并回到孤立主义政策。
在此期间,美国人却转换到“遏制”模式,不再热衷于在德国与苏联合作的想法。拜恩斯和贝文达成协议,把美英两国的占领区合并起来,实行共管。在共和党参议员亚瑟·亨德里克·范登堡(ArthurH.Vandenberg)和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Connally)的陪同下,9月6日,美国国务卿在斯图加特的演讲中说:“我们不会撤走,我们要留在这儿。”总的来说,拜恩斯认为,德国主权与民主前景的主要支柱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除了保证德国对鲁尔区和莱茵兰的主权之外,拜恩斯还暗示,美国并不认为德国与波兰(沿奥得河和尼斯河一线)的新的边界线是不可改变的。
拜恩斯的讲话强化了苏联官方的共识:美国政府想要消除苏联在德国的存在并拒绝承认苏联在中欧拥有势力范围的权利。尽管如此,“较软”和“较硬”的解读空间都还是存在的。莫洛托夫的副手谢尔盖·卡夫塔拉泽站在“强硬路线”的一方。他写道,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并想把德国变成他们“在欧洲发号施令”的基地。按照这样的评估,上述演讲乃是反苏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认为拜恩斯想要动员德国“反动的”民族主义势力来反对苏联,但他们没有把美国的行动说成是侵略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中有些人仍然认为,在德国问题上达成政治及外交妥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不过,对于这种妥协的性质,从官方的讨论中还看不出来。
只有斯大林的指导才能纾解该问题给人们带来的苦恼。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VladimirDekanozov)、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讨论了德国事务。在其1946年2月给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Pieck)的指示中,斯大林使用了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用来描述其政治战略的相同的措辞:“最低纲领”是维护德国的统一;“最高纲领”则明确规定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口号就可以发现:它意味着斯大林准备在苏联占领区的苏联化问题上做出妥协,以希望共产主义影响力能够传播到德意志其余的地方。如果战后真的发生经济危机而美国也真的从西德撤军,那斯大林分两步走的计划还能够说得通,但在1946年或者在那之后,那一切并没有发生。
谢苗诺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回忆说,斯大林每隔两三个月至少要见一次他和德国共产党人。他还声称,自己直接从斯大林那儿得到指示:要心无旁骛,把精力放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苏联占领区逐步建设新德国。据他说,关于战后德国的政治战略问题,与斯大林的谈话有“不下一百次”。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显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东德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只有八次,其余的在档案中都查不到。从1946年开始,由于健康原因,斯大林逐渐把德国事务交给自己的副手和有关机构处理了。
斯大林的指示模糊甚至没有指示,这种情况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因为德国问题一直不确定,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像他在较早时惯常的那样,在自己下属中间怂恿权力斗争,并在官僚主义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至于苏联的对德政策,他容忍甚至鼓励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结果,官僚系统的内斗使苏联驻德军政府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苏联的驻德官员隶属于包括国防部和外交部在内的莫斯科的不同机构;同时,他们中有些人又享有特权,可以与中央各部委的首脑,甚至是斯大林及其副手直接联系。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根据其职能与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权力范围,其职责相互关联,但有时也彼此冲突。他们与德国人中不同群体的工作联系以及他们在莫斯科的不同靠山,再加上斯大林身边那些人的钩心斗角,使局面更加混乱。
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谢苗诺夫在德国可以对苏联的政策制定说一不二。苏联在占领区的政策设计师还另有其人。其中之一就是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情报与宣传处处长谢尔盖·秋利帕诺夫(SergeiTyulpanov)上校。他是军中的知识分子,专长是国际经济与宣传。秋利帕诺夫在莫斯科的后台似乎很硬,包括斯大林的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副手列夫·梅利斯(LevMekhlis)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后者是“列宁格勒帮”即安德烈·日丹诺夫手下党的官员之一。结果,直到1948年,秋利帕诺夫的工作一直独立于谢苗诺夫及其在驻德军政府中的上级,负责管理占领区的媒体与审查、影院、政党与工会以及科学与文化。尽管他多次受到许多苏联高级官员的批评,说德国社会统一党和共产主义宣传在西德失败的责任在他,但他仍然能够安然无恙。
苏联在德国存在如此多样的、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这让索科洛夫斯基、秋利帕诺夫以及驻德军政府的其他官员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一方面,他们试图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即苏维埃方式去组织东德;另一方面,他们以及他们在党内领导层的靠山也知道,在苏联占领区拆走工业设备以及虐待平民,只会使对德国的争夺更加复杂。为了部分地补偿拆走的工业设备,东德人得到了更多的食物。在苏联战后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斯大林并没有让德国人拿农产品来支付战争赔偿,尽管如果那样许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就不至于饿死。1945年10月,斯大林决定对掠夺东部占领区工业设备的行为加以约束。11月,他告诉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人,苏联人打算给德国留下一些工业设备,只要求得到他们的最终产品。苏联人在原本打算搬走的119座德国工厂的基础上成立了31个股份公司(SAGS)。“截止到1946年底,”诺曼·奈马克写道,“苏联人占有了东德全部产品的将近30%。”最具战略价值的股份公司是下萨克森维斯穆特(Wismut)的铀项目,它生产了苏联首批原子弹的燃料。
拆走设备、在占领区建设新德国、争夺整个德国,这些不同工作重点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把工业资产运往苏联的工作还在继续,这不仅是由庞大的军备计划所决定的,也是由苏联各工业部门的需要所决定的。西方盟国不让苏联从西方占领区得到任何资源和设备,苏联就只好在自己的占领区拆走更多的设备。与此同时,冷战的加剧以及由美英管理的西方占领区的合并,让斯大林、苏联驻德军政府以及东德共产党人继续对东德进行改造并加强对它的控制——这项任务成了苏联人的重中之重。
把东德融入苏联集团
从苏联占领的第一天起,改造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动就开始了。1945年初,苏联人与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对大地产进行切分,并在中、小农民中分配财产。谢苗诺夫回忆说,斯大林对土地改革的计划与实施投入了大量精力。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保住政权并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支持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同样的做法对德国共产党人也管用。德国的农民并不介意得到容克地主的土地,只要这样做合法就行。对于苏联人及其委任的共产党官员来说,东德的土地改革和中欧其他地方的一样,无疑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
1946年2月,在会见乌布利希和皮克时,斯大林赞同“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提法,希望德国社会统一党的成立“为西方占领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不过,在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妇女的眼里,社会统一党依然与苏联人在占领区的拆走设备、暴力及强奸联系在一起。1946年10月,在占领区特别是大柏林地区的战后首次地方选举中,该党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当时有49%的选民投票支持中间和右翼政党。从那以后,苏联人简直什么都不放手,驻德军政府的专家帮助社会统一党对此后的选举结果弄虚作假。这个新的政党成了东部占领区依照苏联模式建立政权的必要工具。当斯大林在1947年1月底会见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的时候,他指示东德共产党人在占领区建立秘密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而且“不要声张”。1946年6月,苏联人为各安全机构成立了一个协调部门,称为德国内政局。
斯大林打算在德国打出的另一张牌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几十年的经验让斯大林懂得,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比革命浪漫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更有效的力量。莫洛托夫回忆说:“他知道希特勒是怎样组织德意志人的。希特勒领导着他的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德国人在战争期间的战斗方式中就领教了。”1947年1月,斯大林问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德国的纳粹分子多吗?他们代表了什么样的力量?在西方占领区的具体情况怎样?”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人坦承他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清楚。然后斯大林就建议他们,“用一种不同的政策”取代消灭纳粹合作者的政策,“目的是留住他们,以免把所有的前纳粹分子都推向敌人的阵营”。他还说,要允许前纳粹积极分子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这些政党将“在与社会统一党同一个集团中运作”。对于苏联驻德军政府是否会允许组建这样的政党,威廉·皮克表示怀疑。斯大林大笑着说,他会尽可能为此事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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