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以前或许是个新泽西的小混混,但是他却是我见过的最有能力的军人。光是这种前后对比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他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又不是强迫别人认可的那种决定。他总是说,展现你的能力,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这并不是一个缺点,而是自己能力的体现,只有那些懒惰、可疑、无能的人才会反感这种做法。吉姆是第一个教会我这一点的人。
对于那些想要对吉姆的做事动机进行心理分析的人来说,日子可不好过。而我呢,就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跟着大师一样跟着他。而吉姆则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我因为爬窗户闯进克雷默一家而被通报批评,如果当时吉姆也在的话,他肯定是我最坚定的维护者。
“我觉得,面对一种恶化的局势,你没有袖手旁观,这是值得称赞的。你发现了问题,然后就去解决问题。不过,下次可别爬窗户进去,因为很可能里面有人会拿球棒打你脑袋。”
我们俩经常和他的两个儿子,吉米和杰弗里,观看世界摔跤联盟的角力赛。除此之外,他教导我如何带兵。那么多年来,我发现他在教育儿子,以及带兵的过程中,都是柔中带刚,既有威严又不失亲近,而这丝毫没有削弱他作为父亲或者领导的地位。
他还帮助我认清自己的职责。“我不相信‘军士’那一套。”他常常会说,意指只能由中士来负责的那些工作,“有些事情需要军士来负责,有些事情需要军官来负责,这是任何合作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军官必须负责一项通常要由军士来完成的工作,那么就是我的失职,我不能责备那位军官。”
后来吉姆离开了亚拉巴马州去了德国,我们整整有四年都没有见面。这四年里我们通过发邮件和打电话保持联系。他也在这四年里晋升至宪兵陆战队的最高级别(团军士指挥官),最后我们又一起驻扎在伦纳德伍德堡。
尽管如今他位高权重,但是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还像以前一样亲密。我们俩常常晚上在后院聊带兵,聊他在新泽西州多彩的成长经历,往往一聊就是四个多小时。
我发现,虽然他通常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他从不惧怕承认错误,也常常会自嘲。当时,上网都是通过拨号上网连接的。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帮忙把网络连接上。
“你的话筒接口呢?”我问。
“为什么还要用话筒接口?”他故意用生气的语气说道。
然后我们都笑了,我告诉他说:“不然呢,你以为网络信号就直接从墙里跳出来,飞进你的电脑里?”他当时就自嘲了一通,现在也会如此。
吉姆也会主动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在我们得知我要被调到华盛顿之前,吉姆来问我如何卖掉他们的房子,因为他知道我们家没有找中介就把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房子卖掉了。
他在十年前花130000美元买下了那栋房子,最近的7年一直都租出去了,而且是同一家住户。吉姆觉得可以给这家住户一个人情,直接把房子连同他在这栋房子上110000美元的贷款都转给这家人,同时也省去了中介费以及讨价还价的麻烦。
我反对他这种做法。“你这样想,”我对他说,“假设这栋房子现在还只值130000美元——而很可能已经不止这些了——你是倒贴给这家人20000美元,让人家买你的房子。”后来他自己也弄明白了那栋房子的实际价值,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是多么“慷慨”。
这件事情让我更对吉姆的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他小时候,他的单亲母亲为了养活他和他的哥哥,要同时打三份工。他和他的妻子保拉当时也并没有赚到很多钱。我回家之后把吉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告诉了克莉丝汀。这件事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
大约一周之后,吉姆打电话给我。“老兄,说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他说,“那栋房子值180000美元——现价!”
我笑了起来,提醒他说,如果照他之前的决定来算的话,他就要白白送给那家住户70000美元。“那家人真的有那么好吗?”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过,他最后还是把价格定为150000美元。他给出了30000美元的优惠,这已经让人很吃惊了,而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家住户竟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听着,军士长,”我告诉他说,“如果那帮笨蛋不买的话,我希望你能以同样的价格卖给我,因为即使房子有点问题,但这是我这辈子听说过的最慷慨的事情。”我们连房子都没有看就买了下来,然后花光了所有的抵押款来装修这栋房子。
四年之后,当我们又得搬家的时候,房地产市场非常不景气。一个房地产中介得知我们想自己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嘲笑我们说:“在眼下这个市场上,不通过中介,你们绝对没法卖出去。”
结果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卖了出去。怎么办到的?
我们像吉姆和保拉那样,以低于市场价200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而我们赚到的钱跟通过中介卖掉房子能赚到的数目一样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份慷慨传递了下去。(我还跑回去找那个中介,同样嘲笑了他一番。)
这就是那个大嗓门、大大咧咧的新泽西男人教会我的。同时,他还教会我的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
* * *
2003年,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政治当中,谦逊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军队送我到乔治城大学政策管理专业进行一年的全日制学习。
尽管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还可以帮助某个竞选者组织竞选活动,但是军人不允许着军装参加这些活动。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容易一点的方法就是服从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军官应该要了解政治,但是不能有党派意识。
我可以做到没有党派意识,但是我对政治却并不了解。因此,就像沙特阿拉伯的那段经历深化了我的宗教认识一样,在华盛顿以及乔治城大学的经历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意识。
我们学习“决策”时学到的第一点就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办法——永远都不存在。对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政治决策并不是要找到最好或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而是找到反对意见最少的那一个解决办法。
归根结底,我们采取的政策或实施的计划都是最可行,而不是最优的;是最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完美的;是最能让人忍受的,而不是最想要的;是最实际的,而不是最理想化的。没有人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以前一直是这样,以后还会一直是这样。
在那一整年的学习当中,我亲身感受了谈判的规则和要领。即使是资历最浅的政治家都明白,有时候他们需要“放弃”一些选票(甚至是降低标准)来保证全局目标的实现。我认识到,这种时候的妥协已经不仅仅是种美德了,而是一种需要。
也许,对于已经33岁的我来说,这些事情本不应该让我感到如此惊讶,但我确实是被震惊了。相比之下,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比那些要容易多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一些博学者之间的辩论让我受益匪浅,比如政治理念完全对立的大卫·布鲁克斯和E.J.迪翁两人之间的辩论。我从他们的讨论中发现,一个人可以在坚持自己政治信仰的同时,适当地做出妥协。效仿他们,我也时常会发起一场牛津式的辩论。
我还学到了,不要理会那些言辞激烈、咄咄逼人,把语言当作攻击武器的学者。
当然,关于政治学,我学到的还有很多。接受政治与法律永远都不是完美的这个事实,是帮助我认清复杂局面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现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婚姻很像:为了能坚持下去,必须要压住火气,不要随便开战,不要侮辱对方,不说绝对的话。可以有些善意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妥协,妥协,再妥协。
就像每一段婚姻都不想以离婚收场一样,对一个人口需求多样化但又需要做出决策的国家来说,永久的战斗或陷入瘫痪都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
* * *
2005年3月,有小道消息称,当时的陆军中将彼得雷乌斯将军正在为联合参谋部物色一位陆军少校。伊拉克政府已经选举出他们自己的国防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军队将领。这个人就是巴巴可·扎巴里将军,彼得雷乌斯将军想要选派一位美国军官担任此人的军事助理,以便顺利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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