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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让我们给它贴个标签（第1页）

安迪·穆雷，英国网球史上似乎空前绝后的头号种子选手，星期天又斩获一个冠军。我试着引起这孩子的兴趣。我告诉他大不列颠赢了。但他仍然满不在乎，因为他家又不是在大不列颠。他家在伦敦。

我乐意这孩子对体育不敏感，我觉得这很难得。去年我们去看了一场足球赛，到那儿时他琢磨他要支持哪一队，然后选了蓝队。中场休息后他们换了场，他就改成支持红队了。

我们看过的最失败的体育赛事是在2012年伦敦残奥会上。啊，多么讽刺！彼时轮椅在我们的生活中分量大增，所以爸爸订了轮椅篮球赛的票。爸爸认为这比赛会是对残疾的一种积极展现，会让这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勇气。有时候，爸爸做的决定真的很蠢。

我们到达泰晤士河河畔那个巨大的集合点，一身大不列颠队服，光辉夺目。从轮椅看台区望去，篮球场一览无余，我们打开国旗，骄傲地把它悬在看台上。然后我们等待，等待。等了一小时。球赛终于开始时，这孩子的iPad没电了；馆通卡又发得太早，我担心它会从他手中不翼而飞。

轮椅篮球赛很棒，速度快，场面激烈，声音很大很大，伴随着欢快的音乐、闪光灯和人们的叫喊。比赛在室内进行，跟足球赛不同，顶上没有可让声响扩散出去的天空。声响直冲球场穹顶，然后纷纷落回到你身上。我们撑了六分钟。对这孩子，是漫长、痛苦的六分钟。

刚开始他还只是轻柔地打我几下，随后他的动作就和感官超负荷一块强烈起来，就变成了掐人、挠人、尖叫。我想一逃了之。还好我们带了轮椅，于是我把他推出体育馆，来到外面的区域。那会儿他已失控，想尽法子要打我，绝望地咬、打、抓挠，不择手段。我以为撇开篮球赛会让情况好点，但却好像更糟了。

这时，两个保安来了。他们站到一旁，不知所措，只是看着。在他们眼里，事情看起来肯定是一个成年男人在跟一个坐轮椅的男孩干架。我往前推，想着离噪音越远这孩子就会越镇静。但他没有。他冲我挥甩着手臂，满腔愤怒；即使按他的标准，我也从没见过他那么愤怒。保安们一直跟着我们，只是看着，人手一台对讲机。

我们走得越远，这孩子越是被激怒。保安开始叫后援。我心想他们会叫警察，那就非常有戏剧性了，只不过没什么用——如果有人揍你而且只想让你走开，但你为其安全考虑又不能把人家扔下不管，那你就肯定会不知如何是好。

之后出现一个奥林匹克英雄，即一名志愿者，挽救了一切。我的好人儿啊，我想。他朝我笑笑，然后跪到这孩子的轮椅旁边。“遇到什么事了？”他镇定地对他道，“我能帮你吗？”他的脸离这孩子近在咫尺。我正要提醒他最好挪远一点，这孩子突然止住尖叫并看向他。

“我的旗子。”他说。

我想起来了。我们把绑在看台上的旗子落下了。那志愿者于是独个儿冲进体育馆的通道，片刻后他手上扬着国旗凯旋。

“谢谢你。”这孩子说。

事情便如此告一段落了。许多新闻报道说，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为志愿者的功劳；它们全都说对了。

我们安安静静地回到家，调小电视音量，将国旗覆盖到两人腿上，在沙发上坐着观看那场篮球赛的剩余部分。

红队胜出。

博客：《摘星星的男孩》

和自闭症诊所的预约成功了。到时候我们会见到一位儿科咨询师和一位言语治疗师，可以跟他们谈两个半小时。

我不记得，那天上午坐在等候区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经历了什么变化。我已经又一次开始研读关于自闭症的资料，并发现仍有许多描述跟这孩子对不上。他是发育滞后，但他不会把他的玩具排成排，不会用脚尖走路，而且他无疑是不喜欢独处的。他那么渴望与别人交流，只不过不知如何行动。

我们一共四个人，登记后进了房间。这孩子进学校九个月了，我去给他喂午饭也九个月了；在教室里有个教学助理一对一看着他，此人这次也随我们一块来。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的问题，也知道若无一定的缓冲，要配合一次旷日持久的评估对他来说很困难。那些日子她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同往常，这孩子一阵旋风似的奔进了房间。先前的几次游戏治疗使他相信，那栋楼里的每一扇门后面都有摆满玩具的桌子。他扫视四周，瞅见角落里有一个可能装着什么有趣玩意儿的橱柜，就坐到它跟前。那房间比游戏治疗室大得多，一块双面镜占满了一扇墙。开头的介绍一过，言语治疗师坐到这孩子旁边陪他玩，他的辅导老师则设法把橱柜里的东西放回架子上。这孩子压根没注意到房里的新面孔，就像大多数初次跟人见面时的情况一样。那位儿科咨询师和我和他妈妈一块坐着，问了我们一些老问题。

“怀孕期间有什么并发症吗？”

“出生的时候呢？”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的？”

“他第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

“走路呢？”

“有家族精神病史吗？”

她在最后一个问题上停顿了一会儿。而我痛恨谈这个，我想打发掉它并将生活继续下去，但就算是在这房间，它也依然使一切笼罩在阴影里。

孩子的自闭症和家长一方的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之间，她解释道，是有关系的。现有研究还只是点到为止，但这种联系必然存在。我点头——Google早已告诉过我，不过我之前总是置之脑后。

她接着问起关于上学、托儿所、行为和日常规律的事情。这孩子时或跑来这边，试图把我们中的一个拉到那由他主宰所有游戏的角落去。这显得很怪，近乎荒谬：我们大家在讨论他的事，可他对其中的任何方面都无知无觉。比如吧，我们鼓励他玩的那些游戏，其实是旨在探究他的思维到底是如何运转的诊断性测验。但他哪里知道。

诊疗进行到中途，那两位专家互换了角色。儿科医生过去陪这孩子玩，而言语治疗师来与我和他妈妈座谈。这位又问了些问题，都是关于口水过量、声音构成和重复性用语的。我们对其中一些回答得太多——有这么个可以滔滔不绝地陈说我们至爱的那个人的机会，我们就忘乎所以了。每当与学校职工及医疗专家见面，我总发现在你说到你儿子用汤匙切香肠这类趣事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会开始变得呆滞。我们做父母的，就是管不住嘴。

到这时，这孩子已经受不了了。即使有玩具玩，被限定在一个房间里也还是太过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响地从角落里传来，我听见他的辅导老师在努力安抚他。他在那角落玩了太久，他开始往外移动。仿佛第一次发现房间里还有其他部分似的，他注意到我们更早前走过的那道门：一条逃脱之路。

我几乎与他同时走到门边。他差点成功逃出去，但又功亏一篑，挫败感从他脸上喷薄而出。他哀伤、气愤，仇恨的眼泪滚下脸庞，死都要离开那房间。如同一个突然没了氧气管的深海潜水者，他眼里的恐慌如假包换。一切都到了他承受的极限，他于是咬了我的手臂一口。

让专家们目睹这孩子是多么难管，我应该感到松了一口气。我，他妈妈，甚至那位可怜的辅导老师，都经常被他咬——简直成了我们几个人的家常便饭。一旦他咬完了，生命力好像就从他体内排干了，他变得温顺、听话；然后他通常就瘫作一团，渐渐入睡，维持残暴的那种力量便离他而去。这次，就让他们看看吧。

两位专家终于完成了评估的时候，我感觉仿若过了一辈子似的。他们要走开几分钟去商讨结果。这孩子已经冷静下来了。我和他在那角落玩“史酷比”的时候，他的辅导老师掏出一根烟来，对他妈妈千恩万谢，因为她把他最喜爱的一些东西作为紧急支援设备装包里带来了。跟这孩子相处就这么回事，你每个口袋都得装一些东西，比如一罐饮料、棍子面包、金刚战士，如果情形超出掌控，它们就可能会让你相对从容一点。

我朝上盯着墙上的那面镜子。他们是在那背后往里看着，做着决定吗？或者他们是在外面的吸烟区，说说笑笑，插科打诨，然后抛硬币决定结果？那真是超现实的几分钟。没有可以提供给我们答案的血液化验或大脑扫描，没有人会来给桌子上的灯箱安装X光射线并讨论他们的发现。只有两个人在判断我的孩子有没有严重的脑部发育问题之前聊聊天。

他们回来坐下了。

从一个专业人员那里听到重大的病患信息，这种经验我以前仅有过一次。那是多年前了，一位护士告诉我说我爸的癌症是晚期。我妈妈早就知道，但她忍着不跟我说，想着还是由医护人员来开这个口比较好。我不怪她，因为即便她说了也只会言不及义，却又希望说个明白，又不想让孩子们担心。当时我们在病房尽头一个安静的小房间里。“很遗憾，”那护士说，“我让你们单独待几分钟静一静。别着急，如果有需要，我就在外头。”我现在最记得的，是当时那房间里的阒然无声。

这次有所不同。我扮演夏吉，这孩子扮演史酷比。维尔玛、弗雷迪和达芙妮在橱柜的另一边。我俩正在逃离那些躲在建筑物后面的怪兽。“跑啊，史酷比，快跑！”我在房间的角落里叫出声来。他妈妈坐在对着儿科医生和言语治疗师的一张椅子上。辅导老师抽完烟回来，怪别扭地站到我和这孩子的旁边，对加入这样一个亲密时刻突然感到无所适从。

我忘了他们确切是怎么说的。我想在这儿写下来，就像把那些话当成我们人生的某个重要阶段，但那就会是个谎言。我忘了他们是以类似“其实呢”这样的方式说，抑或只是轻轻地道：“实在是对不起。”反正他们就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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