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需要为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设一个周年纪念,我才能想起这孩子走到今天是多么不易。这一提醒在本周是以那棵圣诞树的形式到来的。
这树对他而言曾经不啻为一场动乱。你真不能怪他。在他的世界里,万物井然有序,他知道他与每一件东西的相对位置。有一年,爸爸坚持把家具摆成了一个圆形,并在休息室原来放着电视的中间位置立起一棵七英尺高、点缀着闪光彩灯的假圣诞树,从此这树每隔一天就躺在地上(我还觉得有点奇怪呢)。
但他现在习惯了。这树像别的东西一样已经成了常规的一部分。同一棵树,有着同样的装饰,摆在同一个地方。我保证,如果爸爸知道这树能用十年,他当初肯定会选一棵堪称范本的,而不是便宜的超市货。但它总还是我们的树。
这孩子从来不帮忙装饰这棵树。他觉得这很无聊。去年我硬要他帮而他把一样颜色一样大小的灯泡全挂在了一根树枝上的时候我就长了记性。今年呢,他把大开关全往上翻。2013年,就像“辣妹组合”给摄政街开灯[1],我们又一次让这孩子穿上裤子把我们家的圣诞灯开了。
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位仙女,她端坐圣诞树树顶,审视着下面那一团糟乱。之前两年她被丢在橱柜里,树上坐着的是缠着透明胶带的金刚战士。我前几天对他提到这事,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在说:那我们再把她藏起来。但他接着又忘了。
如今,那棵树在最近被冠名为“老爸的房间”的休息室里,于是他卧室隔壁的那间不用说也就成了“我的房间”。由于他很多时候都待在“我的房间”,我就问他想不想也为它去买点圣诞饰物。他说好,简直令我喜出望外。所以我们就去了一英镑店。
一英镑店在我们看来简直完美,不仅仅因为那是一英镑店。这孩子尚未完全掌握钱的概念,尽管现在好点了,他仍然会只是想到“我能挑多少东西”。而一英镑店是我能确切地给出回答且不会让自己破产的唯一一个地方。十样东西。可以挑十样东西来装饰你的房间过圣诞节。
你能想象那间卧室现在看起来多有品位:以英国皇家军团联谊会功能厅那般的精妙装饰而成,光辉灿烂。在屋子中央他的衣柜上,坐落着他的“巧克力降临历”[2]——巧克力早餐,生活的灵丹妙药,早上起床的动力。
哦,至于巧克力降临历的设计者们,我有一个给你们的口信。这孩子告诉我,他能比你们所有人都设计得更好。你们甚至排不对1到24这些数字的顺序。
博客:《摘星星的男孩》
刚过去的这一年无疑已经成了重要的一年。而且,在它行将结束之际,我几乎想不到还有一件重大事件会来,而且是出于所有合理的原因。我在护理中心工作,这孩子安顿到特殊学校,这两件事似乎是一致的。圣诞节通常被说成是“神奇时刻”,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不过我确实相信圣诞节的空气里是有些什么的——也许是那种对以前每年的这时候我和我父亲度过的精彩时光的昭示。年岁渐长,我越觉得圣诞本身并不神奇,神奇的是它有时将我们带入其中的那种心态,使我们准备好向这一整年都存在着的神力打开心扉。(好像我喝多了似的。我没有,真的。)
每当12月迫近,我就觉得自己变得彻底忧郁,因为圣诞节永远意味着那小男孩站在楼梯上等着奇迹发生。而经过所有这些起起落落之后,在那个特别的圣诞节,特殊学校的迪斯科舞会作为奇迹到来了。
正如我已说过的,长期以来去学校参加学生排戏或家长晚会或随便什么,都会让我恐慌。因为你得有所适应才行:在礼堂里,其他家长见我们坐到他们旁边会投来笑脸,而不会因为我们是“那个男孩”的家长就对我们不理不睬。
我被请去特殊学校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学生戏剧:演的是基督降生。这孩子上正常学校时我参加过这种活动。他们把戏剧称为“包容性教育”的一部分。人们经常问我是不是包容性教育的信徒,我相信如果它开展得好就是功莫大焉的一件事,就像大多数事情一样。但要开展得好,必须有耐心、培训,当然还要有资金。事实却是,相关的计划清单上太经常会有几种项目凭空消失,于是学校就成了“最适者”生存的地方。我认识另一间特殊学校的一个班主任,他把那学校比作“包容性教育受害者收容所”。我并不是说这种教育对有些孩子不适合,因为它肯定是可以适合的。或许,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一刀切的教育体制真的会对任何人有助益吗?
在这孩子待过的主流公立小学里,包容性的概念大多数时候似乎都可悲地缺失了,被塞到沙发背后,由一块上书“象征性姿势”的巨大标牌和偶尔从沙发扶手处戳出来的“至少他们参与了”标语所取代。
这孩子第一次排戏是在之前公立学校的预备班,那天校方对于包容的想法,就体现在让所有“需要额外照顾的孩子”上台预报序号。(那时候还没有孩子被认定为有特别需求,“特别”一词是后来才有的,在你手上有诊断结果的时候。)这就是全部了。其他孩子都去化了妆,然后发发呆,或者用iPad给他们录像——之后再也不会去看——的家长欢笑。这孩子和他的同类只是将要从舞台前端走过去的一个个序号。他是“第三场”,等前面两场一过,他的辉煌时刻就来了。当班上所有别的同学各就各位准备唱歌时,挨着舞台一侧的教室门打开了,他T恤上用别针别着一个巨大的“3”,由一位教学助理陪着走过舞台前端,然后被拉出靠近舞台另一侧的那扇门,似乎就此永远消失。顶呱呱的包容。
整部戏我最中意的部分是“第四场”的扮演者,即便他根本没有出现在舞台上。我们这些观众已经见识过三个人体序号了,知道是怎么回事。随着上一场结尾处的歌声逐渐衰退,所有目光都钉在了舞台旁边的教室门那里,早早地等待着4号的降临。但4号没有现身——教室门被推开,你只能看见一个教学助理的一条胳膊,她正绝望地示意4号往前走。然后一张看不见的桌子被使劲地推过了那边的整间教室,一个五岁的孩子跟着以他最大的嗓门喊出“我他妈的就不干”,你就只听见这些声音在学校礼堂的四壁之间回荡。
当别的家长咂舌表示厌恶、为自己不邀请4号参加宝贝子女的生日派对的决定沾沾自喜,当非议的低语传遍了礼堂,我发现我愈加欣赏这个小男孩了:他忠实于自己,有能耐表达他真正想要的。即使多年后的现在,他仍是那整场演出中我还记得的一个人——那个敢把自己的个性烙在这世界上的小男孩。小家伙,你真棒。
这些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在这里,在特殊学校,他们排的戏就大有不同了。总体而言,就像那个“第四场”小男生,特殊学校及其学生的表演都有某种特质,那就是诚实。诚实是我作为单人脱口秀演员多年来总想要热爱和赞赏的一种特质——我是个天生的人民娱乐家,具有为你单纯做点什么的能力,我只是已经决定要这么做,并无其他原因;这感觉真新鲜。很长时间里,我以为特殊学校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有那些为方便使用轮椅而改装过的淡蓝色小巴士——这种车带有儿童慈善组织“千面阳光”的标志,习惯性地由于教学助理在去游泳池的路上误判路面宽度限制而在一侧被拉出一条大口子——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是诚实使得特殊学校与众不同。
想让每个人都开心的怪愿望,长久以来都是我生活的祸根。只是到现在年有四旬了,我才发现这对我的掣肘有多大。许多年前,当我成为一个单人脱口秀演员时,我得到了第一个评论。相当苛刻,不只是字面上如此:“他是个不想冒险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喜剧演员。”人家描述的不是我的表演,而是我的生活。
那天我们登记入场时,学校午餐挥之不去的香味仍四处飘浮。就意图和目标而言,演出开始时与其他学校的基督降生剧如出一辙。也许舞台设计的效果不太符合一般标准,但它还是差强人意地尽了本分,推动了情节发展。十分钟后,音乐老师(如今是剧场导演兼剧作家)调暗灯光(也就是关掉了对着礼堂前排那些人的荧光灯),指示合唱团开始起音(也就是按下了CD机的播放键),于是我们进入状态。
才开场就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两位主角,本剧的明星玛丽和约瑟夫[3],从舞台一侧的教室门那儿进来,却不愿牵手;事实上,玛丽大踏步走到了舞台前端。展开想象力,你可以将他们俩形容为一对“相爱的夫妻”。他们像是以结婚已经二十五年的丈夫和妻子的麻木状态对待彼此。他们间或扫对方一眼,似乎都不胜其烦。最后他们终于坐到了舞台前侧各自的座位上。然后又出现一次停顿。在特殊学校看一场戏剧,你会习惯停顿的。那天下午的停顿比哈罗德·品特[4]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用过的还多。每当有哪个角色在最后决定着自己到底想不想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次停顿。我喜欢这种场面,因为每一次停顿都在制造着张力——也即对正在此时此刻经历着的生命的一个提示。
观众又一次等待之后,玛丽和约瑟夫终于同时坐下了,但却背对着彼此。这时“东方三博士”[5]出场,但只上去两个。我顶希望第三个孩子能瞅准时机,头上缠着他妈妈用来擦碗的抹布猛然推开舞台旁边的那扇门,又喊出那句不朽的话:“我他妈的就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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