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快到末尾的时候,我住在罗马,渐渐知道了什么是“遗址的宏伟壮观”。有一天下午,在哈德良行宫的时候,我的朋友莫妮卡告诉我,她是在的黎波里出生的,还给我看了一些她父母的黑白照片。照片里他们才二十出头,站在利比亚地中海海岸线边上的古罗马废墟上求婚。她父亲马里奥身穿白色衬衫,打褶的灰裤子,她母亲安娜穿一件白裙子,两人的照片散发出理想中的殖民地的浪漫。他们皮肤晒成棕色,戴着墨镜,斜靠在柱子上,在一堆遗址废墟上休息。天空看上去蓝得惊人。在其中一张照片里,马里奥揽住安娜的肩膀,另一张里,他们手牵着手。照片中背景通常是大海。在他们前面——拍照者的后面(在一张照片里可以看到一长条阴影)——我想,是沙漠,广阔的撒哈拉大沙漠。
我想知道,大海与沙漠之间的这片废墟,叫什么名字?
“大莱普提斯。”莫妮卡说。
在叙利亚、土耳其或突尼斯,可能还有其他遗址同样令人震撼,还更容易前往。但从那一刻起,大莱普提斯仿佛有了魔力,成了所有古迹的中心。大莱普提斯,就连这名字都在召唤我。一听到它,我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得去那里,亲眼去看它。
许多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去成那里。在洛克比空难(1)嫌疑人被移交之前,在利比亚官方就其驻伦敦大使馆枪击英国女警伊芳·弗莱彻一事道歉之前,去利比亚几乎是不可能的。偶尔,针对那些对考古学或横穿撒哈拉大沙漠有着特殊兴趣的人,官方可能会批准行程,但是想要以个人游客身份,在无人带领的情形下进入利比亚是绝无可能的。
然后突然,一切变得可能了。在纳尔逊·曼德拉的介入下,洛克比空难嫌疑人被移交荷兰接受苏格兰法律审判。利比亚人为伊芳·弗莱彻一事道了歉。作为酬谢,英国取消一项关于重击卡扎菲的军情计划。两国的关系有所好转。英国航空公司开通了直飞的黎波里的航班。
可以去利比亚了,但还是非常困难。即便我已经办好了签证,预订了航班,却难以获得相关的旅游信息。邻近的埃及和突尼斯有许多旅行指南,但利比亚却什么都没有。我甚至买不到一份地图,也订不了一个酒店。我买过一本关于莱普提斯的书,尽管我对那里充满了迷恋,但只读了开头几页就读不下去了,理解不了这个城市的起源、历史、建筑风格、辉煌及随后的没落。它建于史前的某个奇怪的时间,就在腓尼基人的定居点上。这点是肯定的。竞技场落成于公元1年(一个容易记的年份),公元109年并入图拉真皇帝的殖民统治之下。大莱普提斯真正惊人的遗址是在罗马皇帝塞维鲁的统治期间(公元193—211年)建造的。之后,除了(被汪达尔人)毁坏于公元523年及不久后(相对而言)被拜占庭人收复之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
坐在飞机上,我想,我是不是准备得太不充分了。住在罗马时,我已经读过许多皇帝的奇闻轶事,关于他们的残暴。除此之外,古迹的特点就是,读起来实在太无趣了。(“到最后,你会厌倦古迹的世界,”阿波利奈尔在《时区》这首诗中写道,“你会厌烦希腊和罗马的遗址生活。”)我对无聊并不陌生。人生的大多数时间内,许多事情都让我感到无聊,不过同样也有许多事情让我沉迷。遗址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结合——就像我生活中两种电流的短路——生平第一次,我对感兴趣的事物感到厌烦。我没有纠结。我会一无所知地去莱普提斯。对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去莱普提斯可能是毕生研究事业的顶峰,但我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我挖掘往事。或许这样更好。奥登肯定也这么认为。在《考古学》一诗中他写道:
知识或许有其目的,
猜想的快乐却总是
大于知晓
我本打算继续下去,相信无知(而非猜想)的力量是一种探查的工具。福柯提出“知识考古学”,而我的莱普提斯之旅将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无知考古学。
先前也有过这样的例子。罗斯金(2)回忆他在罗马度过的一个下午,“看到古罗马的广场、角斗场等。之前我不知道那种广场是什么样子或曾经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三根柱子或七根是怎么把它连在一起的,也不知道塞维鲁拱门……但是,这一切有个好处,不管我有什么样的天赋,我都能看透它们的灵魂……广场和神殿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受到了鼓舞,却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如果不知道事物是什么,你能看透它们吗?如果你想清楚地表达在一栋建筑物中所看到的,你必须用到许多建筑术语,而也许“观看”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依赖于这些词汇的。不懂得词汇,你不仅是哑的,更是盲的?我去莱普提斯,难道是为了不看吗?在自信与极度怀疑之间摇摆不定的我,感到自己正处在方法论恐慌的边缘。随着这种恐慌逐渐加深,我觉得自己的信心又回来了。
很奇怪,恐慌这个词的名声会如此之差。大多数身体反应都是源于生理需求,以确保物种的生存,就连疼痛也是这样。恐慌大概为了让人从危险中脱身的——那为什么我们被教导,在任何可能的危险情形下,都不要恐慌?如果我现在坐的这架飞机要紧急迫降在地中海,我们会被鼓励着不要把最后的时刻用在恐慌之上,而是平静地赴死,在紧要关头,希望自己之前更加仔细地读过紧急疏散指南。但是,我现在已经处在恐慌之中,而它又引发了独特的极度不安之中的镇定。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莱普提斯,也没有关系。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观看,在视觉的语言中学会表达。眼睛会学着照顾自己。
另外,在飞往利比亚的航班上,没有人会为这种事情烦恼。他们去那里都是为了生意(电信、石油、计算机),而且大多数人都在不停地喝东西(啤酒、红酒、烈性酒),为即将到来的禁酒做好储备——禁酒从进入利比亚的领空就开始执行了。
航班的落地通知——“欢迎来到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听上去敷衍到不能再敷衍。虽然女播音员还在告知我们当地时间,但是人们不禁会怀疑,这里面可能会有听不见的潜台词:“这跟我们没关系!等这宝贝的肚子装满燃油,我们就马上离开这里!”
见其机场,知其国人!由于机场都是建造在城市的周边,而其设计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相似。在所有的建筑形式中,国际机场可能是最不容易受地区差异影响的。因此,最微小的细节反而能够透露其所在国家的风土人情。季节性的旅客可以凭借行李推车的设计和状况——便利性、可用性、价格——了解所在国家的方方面面。而机场的国际统一化也会放大环境的差异。
的黎波里机场烟雾缭绕。不仅是因为人们抽烟(虽然他们抽个不停;利比亚人跟土耳其人一样抽烟抽得很凶),就像一些新开的巴黎式咖啡馆被设计成要立刻彰显它的传统,的黎波里机场似乎被设计成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浓烟的效果。机场的整体颜色是烟熏色:准确地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烟熏色。整个地方呈现一种晦暗铬合金、烟色玻璃的感觉。那么重的烟熏,那么晦暗,实际上那铬合金也可能是木头。玻璃看上去像木头,铬合金看上去也像木头。所以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铬合金。看不到一丁点类似铬合金的闪亮。奇怪的是,这种缺失让我感觉在某个地方肯定有显眼的铬合金。这里缺少光亮——一种木头的感觉——恰恰说明这里有铬合金。这个过程就好像,森林终将变成石油,曾经是铬合金的东西也变成了木头。我想,我真正想说的是,这个机场仿佛见证过更辉煌的时期,但又无法让人想象出这个时期——即使是在它被启用的那一天——那一天并不是这样。
所以这里的环境是如此阴郁。海关和移民署的职员们并没有义务充当非官方的迎宾人员,但低安全度的监狱看守连句欢迎的话都懒得说,就让人难以想象了。任何人类行为,甚至是最日常的行为,都会因为行为人的态度和智商而发生改变。不管你要从国外进到美国的哪一个地方,你的护照都会被盖上章——不管为了这正式的许入时刻,你曾经受过多么类似于审讯的询问——还会听到一句热情的“祝你愉快!”因此,那个章盖出来通常都是歪的,透着一股活泼劲儿。而这里,移民署的职员翻看我的护照时,像在翻看安塞尔姆·基弗(3)的书——用铅制成的,每一页都有半吨重,载满了令人不快的历史。他并没有使劲盖下去把墨水印在护照页上。这让我吃惊不已。移民署的工作或许不是什么伟大的职业,但除了把人们拒之门外,不允许他们入境,把人们送上下一班回家的航班,移民署职员的工作重点就是,盖出一个完整、清晰的章。而这个人只是很勉强很不情愿地盖了个章。重复一次,他并没有在我的护照上盖章,他只是蹭了一下。我没有夸张。碰巧,印油快用完了,所以我那个章非常模糊斑驳,好像不太同意我入境。
西方的办公室都流行无纸化办公(接下来又会是什么呢,无桌化办公?)。在利比亚——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推行“纸张办公”。这个词简直太恰当了。纸张,就是办公。纸张是大雇主。一份表(一式三联),一个人收一联存档,第二联会被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收走存档,第三联由顾客保管留作记录。最不重要的事务也必须被小心谨慎地记录、编制日志、存档、储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做检索。未来的考古学家只能发掘出一大堆平凡琐事产生的收据和对账单,真让人同情。多年来辛苦研究,将会得出——什么?2000年的1月20日,16号房间的住户——姓名难以辨认——点了一杯奎宁水送到客房?对于这个生产大量纸张的社会,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印象?想象一下,要把羊皮纸上诗歌片段的魔力施加给这些收据和发票,将是多么大的灾难。我已经填过移民表格和海关申报单;现在还得填许多表——复杂性和缜密性堪比房贷申请——只是为了兑换当地的钱币。做完这个,我终于能够去叫辆出租车了——但是,不行,叫出租车也得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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