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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对那次事故的忠实记录。可是，没过几天，这件事情就传遍了巴黎，而且愈传愈离奇，竟添枝加叶地篡改得和事情的真相完全两样了。这样的篡改，虽不出我之所料，但没有想到其中竟掺杂了那么多古怪的传闻和含沙射影、欲言又止的话：人们在和我谈起这件事情时，都面带一种如此可笑而又神秘的样子，以致使我深感不安。我对黑暗历来是深恶痛绝的【16】，因此自然而然地对这些年来有增无减地在我身边暗中捣鬼的事情十分憎恨。在这段期间众多稀奇古怪的讹传中，我只讲其中的一个，因为，仅此一个，就足以使人们判断其他了。

我和警察局长勒鲁瓦先生从来没有任何联系，可是他却派他的秘书来打听我的消息，而且说可以马上提供一些帮助。他的这一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减轻我的痛苦毫无用处。那位秘书急着要我对是否接受帮助表明态度，甚至说，如果我不信任他，可以直接写信告诉勒鲁瓦先生。这么殷勤和诚恳的样子，反倒让我看出这当中必定有什么阴谋。这次事故已经使我够烦的了，加之又发高烧，因此，稍有一点儿异样的情况就使我惶惑不安。我怀着忧虑的心情翻来覆去地琢磨，对我周围的风言风语更是闻之心惊。这种心态，完全是一个高烧病人的精神紊乱，而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的冷静。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把我搞得心绪不宁。陶穆瓦夫人这几年来一直想结交我；其中的原因，我始终没有猜透。她经常给我送一些针对我的爱好的小礼品，有时又无缘无故地登门拜访，索然无味地和我闲聊。这些情况，相当清楚地表明她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她对我说过，她想写本小说作为礼物献给皇后。我把我对女作家的看法告诉了她。后来我终于明白，她的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重振家业，并求得皇后的庇护。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她告诉我，由于她没有接近皇后的机会，所以她要把她的书公开发表。对于这种做法，我不便提什么建议，因为，一方面她没有要求我提什么建议，另一方面我发现，即使我提了，她也不会照办。她说她要先把书稿给我看；我求她别这么做，因此她也就没有给我送来。

有一天，正当我静心养伤的时候，我收到了她那本已经印刷并装订成册的书。我在该书的序言中发现她对我说了好些恭维话，但语言却非常粗俗，而且笔调矫揉做作，使我感到很不愉快。一看她的文章，就知道她是在胡乱吹捧，而不是出自真正的善意：我的心是不会上这种当的。

过了几天，陶穆瓦夫人带着她的女儿来看我。她告诉我说，她的书由于其中的一条注释闹得满城风雨，给她招来了麻烦。我先前在匆匆阅读她那本小说时，对那条注释没有怎么注意。在陶穆瓦夫人走了以后，我拿起书来重新阅读。我仔细研究她的写法，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她以前屡屡来拜访以及她在序言中吹捧我的动机。我发现，这一切的目的无他，全是为了使公众认为那条注释是我写的，把公众对那条注释的指摘引到我头上【17】。

我没有办法平息人们的议论和消除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唯一能做到的事情是：从此不再接待陶穆瓦夫人和她的女儿虚情假意的来访。为此，我给陶穆瓦夫人写了一封便函如下：

“卢梭不在家中接待任何作家。对陶穆瓦夫人的好意谨敬谢不敏，请夫人此后勿再光临寒舍。”

她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形式上倒还客气，但语气却跟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给我写信一样，用词造句都很尖酸。我给她敏感的心上猛地捅了一刀，因此我从她信中的笔调可以看出：她对我的感情是那么的强烈和真实，而我却对她宣布断绝往来，她一定会气死的。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老老实实坦率行事，反而会造成可怕的罪恶：我在我的同时代人的眼中，只因为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不跟他们一样虚伪和奸诈，他们反而把我看成是坏人和恶人。

我已经走出家门闲逛了好几次，甚至还常常到杜伊勒利宫去散步；在散步过程中，我从我遇见的那些人的吃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我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新的传闻。我后来得知，原来是公众以为我因那次摔倒的伤势过重而亡。这个传闻传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添油加醋，以致两个星期之后有人告诉我说：国王和王后在谈起我时竟信以为真。好心的朋友写信告诉我说，《阿维尼翁信使报》在刊登这一桩消息【18】时竟提前登载了一篇准备以悼词的形式发表的谩骂和羞辱我的文章。

这一消息还伴随了一个更加奇怪的情况：这个情况，我是偶尔得知，但不甚详细。据说，有人刊登了一则征订广告，说是要出版在我家中发现的文稿。于是，我明白，原来是有人准备把我的文章收集起来，加以篡改之后出一个集子，以便把集子中的文章说成是我的遗作。如果人们以为他们会把那些在我家中找到的文章一字不改的忠实付印的话，那就太傻了；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想象得到的；十五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一个接一个地纷至沓来的传闻，再加上许多令人吃惊的现象，又重新把我原以为已经死亡的想象力激活起来了；人们不断在我周围暗中捣鬼的伎俩，使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我努力对这一切作了一个又一个的分析，想尽量把这一切莫名其妙的神秘的事情弄个一清二楚。从这么多谜团的猜测中得出的唯一结果，更加肯定地证实了我以前的结论，即：我个人的命运和我的名声，已经被现今这一代人确定了，而且，无论做出多么大的努力，我都无法逃脱，因为，在这个时代，我没有办法使我的作品不经任何一个想扼杀它的人之手传诸后世。

不过，这一次，我通前彻后想得更多。那么多意料不到的情况；我的那些残酷的敌人由于时运亨通而步步高升：所有那些执掌国政和指导公众舆论的人，所有那些身居要津的人，所有那些从暗中恨我的人当中挑选出对我施展阴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沆瀣一气是如此的异乎寻常，所以不可能纯属偶然。然而，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拒绝成为他们的同伙，只要有一件事情朝着与他们的阴谋相反的方向发展，只要有意外的情况成为他们实施阴谋的障碍，他们的阴谋就会彻底失败的。可是，无论是上天的意志还是命运的安排或事态的演变，都有助于那些人的阴谋的实施；他们奇迹般的步调一致的协同作战，不能不使我认为他们的成功已经是记录在永恒的神谕上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看到的诸多事实，都使我如此明确地认识到：从今以后，我必须把我迄今认为是人性的恶造成的结果看作是非人的理性所能识透的上天的秘密之一。

这一看法，不仅不使我感到难过和心酸，反而使我感到安慰，心里平静，有助于我拿定听天由命的主意。然而我并不像圣奥古斯丁【19】走得那么远，没有像他那样认为：如果上天要他遭受苦难的话，他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受到苦难，才感到心安。我的听天由命的想法，虽然不是那么毫无私心，但却完全出自真诚，而且十分纯洁，无愧于我所敬拜的完美的上帝。上帝是公正的，尽管他要我遭受苦难，但他知道我是清白无辜的。这是我的信心之所以得以产生的根源；我的心和我的理性告诉我：我的信心是不会欺骗我的。因此，那些人和我的命运想怎么折磨我，就让他们怎么折磨我；我要学会毫无怨言地忍受；一切都终将回到正常的秩序，因此，或早或晚轮到我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第三次散步

我要活到老，学到老。

梭伦【20】晚年经常吟诵这句诗。他晚年时候的看法，可以说，我晚年时候也有；不过，这20年来【21】的经验教给我的知识，是很可悲的，因此，还不如没有这些知识为好。人生的逆境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不过，对它的教导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而且，从它的教导中得到的教益，往往抵不上所交的学费。此外，从它开始得太晚的教导中得到的知识，还来不及应用，时光就匆匆过去了。青年是培育才德的时期，而老年是付之实行的时期。我承认，经验对我们的教育始终是有用的，但它发挥效用的时间是在我们往后的日子里。难道说，要到临死之前才是我们学习如何生活的时间吗？

唉！这么晚而又这么痛苦地从我的命运和他人摆布我的命运所采用的手法中获得的知识，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必须学会更好地认识人，才能更好地感知他们使我遭受的苦难；不过，即使靠这些知识可以发现他们设置的每个陷阱，但也不能使我躲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愿我永远处于那种虽愚昧但却很甜蜜的信任感中，因为，尽管这种信任感使我这么多年来成了那些大吹大擂的朋友们的猎获物和捉弄的对象，但我却对他们给我布下的重重网罗没有产生过一点疑心！我成了他们欺骗的对象和牺牲品，而我却还以为他们非常爱我；我的心还一直在想：他们给我多少友谊，我也要用多少友谊回报他们。现在，这一切甜蜜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时间和理性向我揭示了可悲的事实真相，使我认识到了我的苦难的根由，使我认识到这一切已无法挽回；我唯一能采取的办法是：逆来顺受，听之任之。我这些年来所获得的经验，对我现在所处的境况来说，既无眼前的用处，又无将来的意义。

我们一生下来就进入了一个竞技场，直到死亡的时候才能离开。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赛程的终点，还有什么意义去学习如何更好地驾驭马车呢？如今，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想办法如何离此而去。一个老年人如果还有什么要学习的话，那就是学习如何死亡。这一点，恰恰是人们在我这个年龄考虑得最少的：人们什么都想到了，唯独这一点没有想到。所有的老年人都比小孩子更留恋生命，比年轻人更舍不得现在的生活，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努力都为的是今生，只是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的一切辛劳都是白费劲。他们的种种经营，他们的一切财产以及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的成果，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得舍弃。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生前所获得的东西，他们死时一样也带不走。

想到这一切，我心中豁然开朗，顿有所悟，而我之所以没有从我的思考中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这倒不是因为我觉醒得不及时和没有更好地加以分析。从童年时候起，我就被投入到社会的旋涡之中，因而很早就从经验中知道我生来就不适合于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我将永远无法达到我的心所向往的境地。因此，试图在世人当中寻求我明知寻求不到的幸福，这个念头我早已放弃；我强烈的想象力已经飞越了我刚刚开始的生命拓展的空间，仿佛到了一块陌生的土地，想找一个可以安安稳稳休息的宁静之地。

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我童年时候所受的教育养成的，现在，经过一生的坎坷，我的这种想法是更加强烈了，可以说它贯穿了我的一生，使我时时都比别人更有兴趣和更细致地研究我的天性和我人生的目的。我发现，有许多人比我更善于条分缕析地进行哲学思辨，但是，他们的那一套哲学可以说与他们自己毫无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想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因此，他们像观察某种稀奇的机器似地去研究，想了解宇宙是怎样安排的。他们也研究人的天性，其目的，是为了将其作为夸夸其谈的谈资，而不是为了对人的天性获得真知；他们高谈阔论，为的是教训别人，而不是为了吐露他们的心声。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一心想写一本书——不论什么样的书，只要有人拍手叫好就行，而在书写好和印刷以后，他们就对书的内容不再关心；如果不是为了让别人夸他们的书，或者在别人批评时为自己的书进行辩护，他们便对书的命运不再过问：既不从他人的批评中吸取教训，也不对书中的内容是对还是错担负责任，只要不遭到驳斥就算完事【22】。至于我，我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训别人。我始终认为，在教育他人之前，必须首先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我这一生在人们当中进行的种种研究，几乎没有一种是不能像我今天这样准备把我的余生孤孤单单地幽禁在一个荒岛上进行的。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信心；在一切不涉及自然的第一需要的事物中，我们的舆论是我们行为的准则。根据这个原则（我始终遵循这个原则）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如何把我的一生用来探讨它的真正的目的；我不久就感到庆幸的是，尽管我的天资不高，但它巧妙地指导了我在这个社会中的行动，使我发现：我本来就不该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这个目的。

我出生在一个崇尚美德和笃信宗教的家庭，后来在一个既聪慧又虔诚的牧师的家中健康地成长。我在童稚之年就受到了许多宗教教义和嘉言隽语的熏陶；尽管有些人说它们是偏见，但我至今仍铭记在心，从未忘怀。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由着我的性子行事【23】；后来，在他人的善言诱导下【24】，在虚荣心的唆使、幻想的诱骗和生活的逼迫下，我改宗了天主教，然而我心里始终是一个基督教教徒。此后，由于久而久之的习惯，我的心对新的宗教还真的产生了诚挚的感情。华伦夫人对我的教导和示范作用，使我的这种感情愈来愈巩固。我如花似锦的少年时期是在乡村的宁静环境中度过的；乡村的宁静和我贪读好书的癖好，加强了我对真挚感情的天然倾向，使我变得几乎像费讷龙【25】一样虔诚。在寂静的环境中的思考，对大自然的研究和对宇宙的观察，这一切，使一个孤独的人不断向造物主祈求引导，并怀着不安的心情探索他看到的一切事物的结局和他所感受到的种种心情的起因。在我的命运再次把我投入社会的激流以后【26】，我就没有发现过任何一样能使我的心感到片刻欣喜的事情。我对往昔悠闲度日的乐趣，一直眷恋不已，因而对一切能获得财富和荣誉的事情都不感兴趣，甚至感到厌烦。然而，由于我对我追求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因此我心中的奢望不多，而感到有所得的时候，那就更少了。甚至在我的命运微露曙光之时，我也感到：即使在得到了我所追求的东西的时候，我也没有发现我一心向往但又无明确目的的幸福。因此，早在那些使我成为这个社会的另类人物的不幸事件到来之前，这一切已经让我心灰意冷，对这个社会日益疏远了。在我年满四十岁以前【27】，我一直漂荡在贫穷和富有、正道和歧途之间；不过，尽管我有许多恶习，但却无半点邪念；我随遇而安，在生活中并不奉行什么从我的理性中产生的原则。对于我应尽的本分，我虽不抱轻视的态度，但并不十分关心，而更多的时候对它们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我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我就把年满四十这一年定为终点；到了这个终点，我为了跻身上流社会而做的种种努力以及为实现胸中的抱负而具有的一切理想，都通通宣告结束。决心一下，我便从年届四旬之时起，无论我身处何种境地，我都不再为了走出那种境地而斗争，我要把我的余年用来悠闲度日，绝不为未来如何而操心。我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开始执行我的计划，尽管那时候我的命运似乎还有更上一层楼的样子，但我还是决心放弃，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打心眼里还十分高兴。在摆脱了种种诱惑和幻想之后，我成天懒懒散散，无忧无虑，心灵十分宁静——这是我最喜欢的乐趣，它最适合我一生的天性。我离开了这个社会与它的一切喧嚣和浮华，我抛弃了一切装饰品，我不戴佩剑，不戴时表，不穿白色长袜，不戴镀金饰物，不戴头饰，只戴一顶简简单单的假发，穿一件宽大的粗昵衣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把一切贪图名利的思想从我心中通通驱除，（这是我离开社会之后的一大成就）我放弃了根本就不适合于我担当的职位【28】，开始替人抄写乐谱，按页数收费谋生：这个工作，我干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我不仅仅只改革我生活中的外在事物。我认为，这种改革的本身就要求我还需要进行另外一种更艰辛的但却是必要的改革，即思想改革。这两种改革，我决定不分成两次进行，因此，我对我的内心作了一番更严格的检验，以便加以调整，使我在我今后余下的日子里，能成为我临终时希望看到的那种人。

我内心发生的这场大革命和展现在我眼前的另外一个精神世界，世人的胡乱评说（我当时并未预料到会深受其害，直到今天我才开始觉察到它们是何等的荒谬）和我倾心追求的另外一种与文坛的名气【29】迥然不同的荣誉（文坛的名气刚一吹拂到我身上，我就感到十分厌烦）与我要为我的余生开拓一条不像我前半生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坎坷的道路的愿望：这四者迫使我加紧进行我感到有必要进行的大检验。这项检验，我现在已开始做了；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一切可以由我做到的事情，我一样也不忽略。

我完全脱离社会和从此矢志不渝地喜欢孤独，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我撰写的那篇文字【30】，只有在我绝对隐居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它需要我长时间的和痛苦地潜心思考，不能受到纷扰的社会活动的干扰；它使我在有一个时期养成的生活方式，我后来发现它是如此之好，以致从那个时候起，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短时间中断，而且，一有可能，我便马上又满心欢喜地恢复这种生活方式，而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后来，人们硬把我孤立起来；然而我发现，他们为了使我落到可怜的地步而采取的包围手段，反而使我获得了我自己无法获得的幸福。

我全身心地投入我的作品的写作：情绪稳定，快慢适中，视内容的重要程度和我感到的需要而按部就班地进行。那时候，我与几位和古代的哲学家大不相同的现代哲学家【31】过从甚密；然而，他们不但没有消除我心中的疑团和犹豫不决的态度，反而动摇了我对我认为已经了解的某些问题的信心。他们是狂热的无神论的传播者，行事极其武断和专横，不论在什么问题上，他们都不能容忍他人敢于发表与他们不同的看法。由于我不喜欢与人争论，而且又缺乏争论的才能，所以我往往只是轻描淡写地稍稍辩护一番，不过，我是从来没有采纳过他们的那些令人难过的论点的。与这些不容异己并固执己见的人的意见相左，也成了使他们对我心怀仇恨的诸多原因之一。

他们不仅没有说服我，反而使我感到不安。他们的论点虽使我产生了动摇，但并未使我心悦诚服。我总觉得他们的论点中有可反驳之处，但我又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反驳他们：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由于我的头脑迟顿。我的心对他们的论点大不以为然，然而我的头脑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最后，我问我自己：难道我就永远让那些能说会道的人的诡辩弄得左右为难，摇摆不定吗？其实，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宣讲的、并硬要别人采纳的论点是他们自己也奉行的。从主导他们的论点的那种感情与硬要别人相信这个和那个的急切表现来看，是根本捉摸不透他们到底想说些什么的。我们能在宗派的首领们的身上去寻找真正的信仰吗？他们的哲学是对别人宣扬的，而我需要的是为我自己的哲学。趁现在为时尚不太晚之际，我要尽一切努力去寻找这种哲学，以便获得一个能指导我今后的行为的准则。现在，我已到了成熟的年龄，有充分的理解能力。我已接近晚年，如果再蹉跎岁月的话，那么，在我为时已晚的沉思中，我就没有使用我的全部力量的时间了。我的智能也许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所以，即使我今天尽我的最大努力，其收效也不见得能那么好了。让我们抓住现在的有利时机：现在，既是从外部和物质方面进行改革的时候，同时也是在精神和道德方面进行改革的大好时机。一旦拿定了我的主意，确定了我奉行的原则，我今后就终身要成为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应当成为的那种人。

我执行这个计划的速度尽管很慢，而且有几次反复，但我是尽了全力并最认真地执行的。我深深感到：我今后余下的日子是否能得到安宁，我整个命运是否顺达，全取决于此。我首先发现，我进入了一个充满障碍的迷宫，到处是困难，到处有人反对，道路曲曲折折，沿途一片黑暗。我曾许多次准备放弃我的全部计划，不再做这毫无希望的寻求，只按一般谨慎行事的规则进行思考，而不去探索那些我难以理解的原理。然而，这个谨慎行事的规则，对我来说，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致我觉得，如果用它来作我的向导的话，那无异于在暴风骤雨的大海中驾着一条既无舵又无罗盘的船向一个几乎无法接近的灯塔驶去，因而不可能找到进入港口的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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