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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一(第1页)

俄罗斯的复仇

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在地缘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了国际秩序的中心。必胜主义论调在西方甚嚣尘上,几乎所有来自前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华盛顿的援助、保护和建议。而在华盛顿,人们一致认为,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正在美国顾问的引导下朝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过渡”。这也曾是俄罗斯的期盼。

在美国的领导下,获得胜利并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开始东扩,吸纳那些传统上具有强烈亲西方取向的东欧国家。甚至在1989年欧洲分裂局面结束之前,这些国家就已开始偷偷摸摸地转向西方。欧盟的扩大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具建设性的新发展。建立共同欧洲的计划以及追求现代与繁荣的愿望,帮助化解了困扰着大陆东部的德国与波兰、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过去,这些新成员国大多都是被当作想从大国餐桌上讨得一些残羹剩饭的帝国行省、卫星国或二等国家来对待的,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入欧盟让这些国家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帮助它们抵消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由于令人痛苦的衰退而带来的影响。按规则办事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政治上确保了后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一体化,用没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签证壁垒的共同空间取代了“铁幕”。

1989年后,美国扮演了为欧洲安全提供保证的角色。1996年,美国支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从那以后,北约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欧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它的行列。按照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Lundestad)的有名的说法,美国在冷战期间曾扮演过“受邀帝国”(empirebyinvitation)的角色。而此时北约在接着扮演这样的角色。2004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北约。一战后受到排挤二战后又被斯大林化的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终于交上了好运。

事实证明,对于原苏联的中亚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获得承认,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新俄罗斯不但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还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苏联债务。由于其地理位置再加上辽阔的疆域,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不合适。华盛顿、莫斯科——尤其是伦敦和柏林的国务活动家及外交官们,不会忘记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Ismay)的名言:该同盟的目的是要“让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德国人躺下”。克林顿政府曾向俄罗斯人保证说,这句话不再适用了,而且还主动提出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俄罗斯接受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极为孱弱,其领导层似乎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西方的序列而不管条件如何。然而,俄罗斯的行为很快就开始让西方失望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俄罗斯未能实现共产主义崩溃后他们所期待的那种“过渡”。叶利钦政府——西方国家为之提供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对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试图像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带来的伤害和争议比在东欧国家还要严重。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改革家们一心想让俄罗斯摆脱国家集权主义的苦难并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所以就迅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国有资产最后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团和少数与政府官僚机构有勾连的大企业寡头手中。俄罗斯的经济萎缩了25还多,这样的衰退比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国家的各个领域,包括军工综合体的几十个大型产业集团和技术城市,都因失去资金而凋敝。改革家们未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失去毕生积蓄的俄罗斯人就从卢布逃向美元。苏联时代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医疗和带薪休假,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暴力犯罪猛增,平均寿命也从70岁骤降至65岁。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它的科学与工程以及教育与文化都在挨饿,只是靠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和少数西方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保全。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才干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原因而移居国外。叶利钦推行的改革所忽视的不仅有俄罗斯社会,还有国家制度。从苏联解体中产生的这个国家非常虚弱,无力征税,也不能进行有效而必要的市场改革。腐败之风如海啸一般席卷俄罗斯。俄罗斯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扼腕。它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94~1996年间在车臣山区输给了分离主义分子的非正规部队。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家们就像其东欧同行一样,以为政治会按照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以为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将会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专家曾经警告的那样,经济变化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冲击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应,人们反对叶利钦政权及其“民主”道路。俄罗斯与波兰、捷克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全国性的强烈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反应。而在俄罗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感召力,连同鼓吹其优越性的政治党派和领导人一起垮掉了。主张采取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寡头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观察家们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受挫和宗主国自尊心受到伤害,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有大爆发,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魏玛共和国式的俄罗斯”(WeimarRussia)。1999年,这一切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反美情绪急速增长:在俄罗斯的大众意识中,在知识界的精英中,冷战结束时对美国抱有的明显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仿效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还开始拒斥“华盛顿共识”——后者在经济上强制要求进行令人休克的转型,政治上则要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它还对美国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俄罗斯,那有点夸大其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日益強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的对俄政策是要负责的。冷战期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谨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构建起“自由世界”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并在冷战胜利后领导西方扩大自己的范围。不过,对于俄罗斯,美国缺乏远见卓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当共产党在莫斯科不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俄罗斯就从美国的电视屏幕和报纸的前几页中消失了。从中国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其次,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面向的,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过去。在美国,许多个人和集团仍然在用充满怀疑和偏见的目光看待俄罗斯揪住苏联和沙皇时代的过去不放。在他们那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记忆以及有关亚洲落后的独裁统治的神话都被混为一谈。俄罗斯在车臣的无能而野蛮的战争激活了这种带有恐俄心理的想象。美国社会中的狂热分子担心,如果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不能得到拯救并转向民主,它就会倒退回苏联时代的“邪恶帝国”。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俄罗斯陷入无政府和腐败的泥潭中时,俄罗斯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形象就改变了它不再是“雄心勃勃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被劫掠一空、处于核武化无政府状态的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盗贼统治的国家”。1999年之后,美国政府和媒体逐渐开始采用指责的腔调,指责俄罗斯政府未能走上指定的民主化道路。

美国虽然在批评俄罗斯的罪责与缺陷,但却从未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提供任何经济激励和精神鼓励。由于一个荒唐的理由,俄罗斯甚至从未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正常权利:国会在1974年因为移民自由问题而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地位的立法也适用于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俄罗斯旅客和游客的签证限制也收紧了。美国的许多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经济和政治咨询机构以及传教士在俄罗斯开展行动,用半殖民主义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向他们宣教并劝说他们改变信仰。1993~1999年,克林顿总统与“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过,俄罗斯改革家们想为自己抛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帝国而获得的回报可远不止这个。对于叶利钦的亲西方取向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俄罗斯从其与西方的关系中一无所获,而且还被当作延长了缓刑期限的罪犯来对待——如果不是更糟的话。随着欧盟与北约的扩大,俄罗斯无法融入“新”欧洲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北约邀请曾经属于苏维埃帝国的那些国家加入它的行列,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那些国家,反苏反共的情绪引发了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怨恨。在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许多人都忘记了,俄罗斯人也曾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怀疑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只不过是那个老帝国的化身。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些政治家认为,北约的目的是想保护他们不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

当然,俄罗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疏远“新”欧洲及美国,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以伟大的俄罗斯而不是已经名誉扫地的民主改革观念为基础来加强社会的团结。起初很微弱的反西方的声音,慢慢成了主流。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新”俄罗斯与北约首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1999年,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北约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结果,轰炸了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而这样做据说是为了防止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屠杀。然而,俄罗斯人将此举视为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侵犯,而该国在历史上就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盟友。俄罗斯政府是把轰炸行动当作“北约侵略”来对待的。在俄罗斯媒体上,亲西方自由派的声音实际上消失了。美国在欧洲发号施令并无视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及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这让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觉得受到了侮辱。叶利钦想在解决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争端中发挥作用的种种尝试,只能暴露出俄罗斯的无能到了什么程度。美国人在1989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建立“欧洲大家庭”的承诺,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俄罗斯人——不仅是官员,还有广大民众——都倾向于认为,美国和西方不想让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一个体面的位置。在叶利钦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这些趋势一如既往。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之后,普京总统立即主动表示要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为打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俄罗斯的精英们却认为,美国笑纳了俄罗斯人的帮助,却从未做出相应的回报。布什政府反而恢复了似乎已被冷战的终结埋葬了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由新保守主义观念支配的华盛顿还宣布发动圣战,要将民主传遍全球——首先从中东阿拉伯地区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开始。当美国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精英们都被激怒了,就连那些先前支持亲西方取向的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最恶劣表现。当美国开始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中亚推销和支持“民主革命”时,普京政府进行了尖锐的反击。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和政策分析人士眼里,美国此举表明,西方排挤俄罗斯的游戏进入了新的阶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尚未谋求在原苏联周边地区推销民主。相反,它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立场,利用华盛顿对沙特阿拉伯维持了几十年的那种模式,把注意力放在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这些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威权主义国家身上。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还修建了输油管道。这些管道故意绕开俄罗斯,把原苏联周边地区与西方的商业利益拴在一起。不过,2003~2005年,为了迎合救世主式的政治观念,这一谨慎的模式被放弃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让对俄罗斯怀有敌意的领导人上了台。2004年12月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尽管是自发的群众性现象,还是让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陷入僵局。双方都力挺自己的候选人竞选乌克兰总统。俄罗斯对乌克兰选举的粗暴干涉结果适得其反。乌克兰,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叶利钦执政时的俄罗斯更为混乱和腐败,接受了西方的支持,成为“民主的灯塔”。

就连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也批评布什的对外政策中“关于利用北约推销民主的唠唠叨叨的说教”。这种“唠叨”对普京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是透过新发现的、带有俄罗斯特色的实用政治的镜片看待这个世界的。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的救世观念和叶利钦的罗曼蒂克的西方主义的后遗症,让俄罗斯的新领导层明白,好的意图不如权力来得重要。而俄罗斯也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那个软弱而混乱的国家了。普京,这位前克格勃军官,镇压了车臣的分离主义活动,强化了俄罗斯国家和军队的力量,并使俄罗斯社会变得更加团结。他对“华盛顿共识”置之不理,却信奉“北京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榜样,它表明,一个牢固的威权主义国家,如果采取谨慎的政策,是可以驾驭市场的力量并推动经济的飞速增长的。普京政府特别关注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克里姆林宫试图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国家,它不仅要控制大众媒体和大众政治,还有大公司。2003~2004年,普京驱逐或关押了一些与政治掺和到一起并挑战其权威的企业巨头。在普京的批评者当中,有些人是以死亡而告终的。他以及他身边的那些老克格勃,动用国家力量查抄大公司,并创建了一批“国家捍卫者”,也就是国家垄断企业,由普京的助手及其子女管理。出售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收入也改变了流向,流到了克里姆林宫那里。普京和他那些人小心翼翼,不给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受西方势力操纵的大众政治以任何可乘之机。

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在普京之前就开始了,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却开始有了奇迹般的表现。1999-2007年,俄罗斯的经济以每年大约7%的速度增长,并最终达到了它在崩溃前的规模。实际收入和个人消费翻了一番还多,恶性通货膨胀结束了,卢布又成了稳定而坚挺的货币。虽然俄罗斯未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任何经济角色,但全球经济却突然为之提供了大把赚钱的机会。在中国、印度和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能源价格的飙升为俄罗斯预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结果,普京的俄罗斯从石油中获取了比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得到的更多的暴利。尽管普京的俄罗斯之前连工资和养老金都没钱支付,但它现在却积累起了世界上第三大外汇储备,偿清了它的大部分外债,并开始在美国和西欧大量投资公债和证券。社会发展趋势也随着经济的恢复而发生了变化。出生率开始上升,缓解了人口灾难。由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俄罗斯人构成的为数达几百万的新中产阶层出现了。他们拿高薪,讲英语,在欧洲、土耳其、埃及、印度和泰国度假,拥有公寓、乡间别墅和汽车,在互联网上查阅信息。这种繁荣总体上偏向于莫斯科,但俄罗斯其他地方也从建设和消费的浪潮中得到了好处。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像他们在普京领导下生活得那么好。

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采取了苏联时期的某些习惯性的和标志性的做法,其中包括苏联有关二战的爱国主义宣传。由教育部向几百万俄罗斯高中生推荐的新教科书称赞苏联“对于全世界无数的人民来说,是最好、最公正的社会的典范”。这本教科书还说,美国“发动了”冷战,并且由于这个原因,“民主化当时不是斯大林的选项”。该教科书解释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没有得到任何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就拱手交出了苏维埃帝国;北约的扩张“为莫斯科定下了一个任务,要在后苏联时代的世界里追求一种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

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支持普京的道路及其刚柔相济的威权主义。俄罗斯的新中产阶层并不支持那种反对克里姆林宫把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的政治主张。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大跃进,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都是个苦涩的教训。他们把西式的改革与不幸、犯罪及国家制度的崩溃联系在一起。2004年,他们以压倒性的优势使普京再次当选。民意调查显示,稳定、降低犯罪率和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收入再分配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复兴提升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2004年,58%的俄罗斯人希望普京恢复俄罗斯作为一个伟大而受人尊重的大国所应有的地位。在国家控制的电子媒体的影响下,他们对于被神化的苏联的过去有了一种怀旧感。尽管在俄罗斯也有谴责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帝国的书籍和电影,但许多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糊涂,有些人甚至把斯大林视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

这两种趋势——西方的扩张与俄罗斯的复兴,必定要产生摩擦。2005年,普京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概括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确保国际秩序稳定”的伙伴关系。然而到了2006~2008年,俄罗斯逐渐开始挑战北约和美国。使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俄罗斯与其北约邻国之间的小摩擦妨碍了它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开始是波兰,接着又是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成为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障碍。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的复兴,除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反莫斯科派系之外,也令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惴惴不安。老式的安全困境出现了。有些东欧领导人认为西欧太过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他们担心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会出卖他们。东欧人力主修建从亚洲到欧洲的新的输油管道,它们将绕过俄罗斯并提升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独立性”。另外,克里姆林宫和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都把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和捷克视为对俄罗斯怀有厌恶和恐惧心理的地带。普京身边的那些克格勃出身的人,愤怒地拒绝让“新”俄罗斯为苏联过去对这些国家的占领和不公正的待遇承担任何责任。俄罗斯国家和名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能源垄断企业得到德国的支持,沿波罗的海海底修建“北流”管道,绕过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他们还说服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合作修建“南流”管道。在此期间,普京与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达成排他性协议,确认了俄罗斯在对欧油气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2005年12月~2006年1月,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取消对乌克兰人的价格补贴并在议价中采取强硬立场,用减少天然气供应进行施压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了“天然气战争”。一位重要的西方专家评论说,俄罗斯对能源的垄断,使其相对于西欧的地位,“比它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换句话说,普京的克里姆林宫觉得自己拥有比斯大林或勃列日涅夫的克里姆林宫更多的对付西方的手段。

继与波兰、波罗的海各国及乌克兰的争端之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又爆发了战争。格鲁吉亚是南高加索的小共和国,也是苏联的15个继承国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就日趋紧张。当格鲁吉亚的具有民族主义狂热情绪和亲美倾向的领导人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ailSaakashvili)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想让他的小国加入北约并恢复对分离主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权时,冲突就加剧了。俄罗斯支持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尤其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依据国际协议在那里驻有维和部队。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格鲁吉亚军队攻入南奥塞梯,杀死了一些俄罗斯士兵和平民。不过,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击溃了格鲁吉亚军队并在格鲁吉亚的领土上建立了缓冲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在战后兴高采烈地宣布从格鲁吉亚独立,俄罗斯政府立即予以承认。顷刻间,冷战的一幕似乎又要重演了。从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国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俄罗斯人的恐惧如潮水一般传遍整个东欧。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站在格鲁吉亚一边,指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东欧人和波罗的海各国向“自由世界”呼吁,要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做斗争。他们要人们不要忘记苏联在1956年对匈牙利和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南高加索地区的种族对抗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对“新”欧洲来说,需要应对的是由于俄罗斯国力的复兴所带来的挑战。

实际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是陷入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phDzhugashvili)(斯大林)所制造的麻烦。斯大林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父亲是奥塞梯人。他曾经负责苏联大部分加盟“共和国”边界的勘测工作,包括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斯大林高大的塑像如今仍然伫立在格鲁吉亚的哥里市(Gori)。他的同胞维护着他的博物馆,保存了他出生的小屋和他1945年从莫斯科到柏林去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及温斯顿·丘吉尔商谈世界前途时所乘的列车车厢。斯大林为格鲁吉亚划定的边界,就像俄罗斯的那些一样,是随意的,是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斯大林主义时期在高加索地区绘制地图的方式就跟西方殖民时期在非洲和亚洲的做法一样。它把大“民族”并在一起,把包括奥塞梯人在内的小一点的族群分开,一半在俄罗斯,另一半则在格鲁吉亚保持“民族自治”。苏联垮台后,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分子想用武力解除奥塞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并把他们赶出格鲁吉亚。作为回应,来自北高加索的非正规武装在俄罗斯军队的帮助下,对格鲁吉亚人进行了反击并打败了他们。国内不同民族之间长期的流血冲突过去并未引起世界的注意。然而,2008年,由于冲突是在俄罗斯与北约僵持不下的背景下发生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东欧国家和英国要求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就在本版即将付印的时候,审慎、克制的态度又在西欧和华盛顿占据了上风,可人们并未因此而如释重负,因为,沿俄罗斯与北约断裂带的地震尚未结束。

随着冷战的终结而产生的那种扬扬自得的必胜主义论调,不是进入21世纪的好向导。欧盟和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在东欧表现很好,响应了该地区人民希望被纳入西方自由主义规划的意愿。不过,美国对俄罗斯缺乏远见。在涉及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制定最终沦为冷战中几次将美国引入歧途的那种救世主式的行为的牺牲品。美国的对俄政策被自己某些盟国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给绑架了。可怕的记忆、不信任、没有安全感,这些往昔的幽灵依然在后苏联时代的世界中游荡。当普京的俄罗斯向美国领导的、在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和理解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时,这些恐惧似乎得到了证实。

对苏维埃帝国卷土重来的恐惧在俄罗斯的那些较小的邻国中广泛存在,但是这种恐惧被夸大了。俄罗斯永远不会再成为苏联。它无论从幅员还是人口来说,都要小很多。它的军队预算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不错,俄罗斯现在的确已经从半无政府状态变成了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并在“秩序”的口号下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社团主义和官僚主义国家。然而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避开了那些最可怕的隐患。它没有陷入装备有核武器的无政府状态,没有退化为刻毒的民族主义,而是用和平手段——除了在车臣之外——巩固自己的主权。这个国家成了常常与中国、印度和巴西相提并论的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股票交易的价值从740亿美元上升到1万亿美元。与冷战时截然不同,俄罗斯现在并不想与西方分开,而且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也会给它造成很大的损失。它想成为“新”欧洲的伙伴并准备利用强硬的谈判争取更好的条件。在文化上,俄罗斯在对欧洲的认同与民族自豪感之间左右为难。从长远来看,前一个因素更为重要。俄罗斯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和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见过大场面的大都市,商业和旅行使其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多。俄罗斯领导人、精英及社会中的许多人都把俄罗斯视为一个伟大的欧洲强国。俄罗斯加入了欧洲教育的博洛尼亚体系。俄罗斯国有公司在设法购买欧洲的经济资产。就连克里姆林宫也利用其社团主义的国家机制想让全球的经济游戏变得对自己更加有利,而不是为了挖西方的墙角。

尽管俄罗斯常常虚张声势,可它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大堆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腐败猖獗、交通和基础设施不完善、历史上一贯漠视法律、对环境的骇人听闻的态度等,这些都要由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去处理。俄罗斯国家和政策是靠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和精心盘算引导的。在没有任何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俄罗斯领导层将来有可能做出灾难性的政策选择从而导致停滞。俄罗斯的经济力量依赖于能源的高价格,而这个基础是不牢靠的。巨大的石油收入已经造成了“荷兰病”——被高估的卢布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扼杀了俄罗斯工业部门及农业的竞争力。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与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以及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后苏联时代的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复苏并不是那么出色。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奇迹也令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相形见绌。

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俄罗斯设法恢复了它在欧亚大陆的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但它的成功是由于有利的全球形势,而不是它自身的努力或深入的改革。除了中国和印度的新的能源需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新的机遇之外,俄罗斯靠的是美国的错误政策。公正地说,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在这方面都处理得不好,两者都是受救世主式的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政治主张而不是战略智慧驱使的。越来越多的分析家都开始把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由复兴的中国等地区性大国领头的、多极的“后美国世界”的崛起作为写作的主题。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于这些预测是很当真的,因为它们让俄罗斯有理由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设法让俄罗斯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相信,要想从全球化蛋糕中分到最好的一块,只有靠强硬和坚定。这在短期内可以提升俄罗斯的士气,但也让它缺乏长远的考虑和可靠的盟友。事实上,俄罗斯在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中使用“人道主义干预”这种西方式的语言,表明了克里姆林宫即使自己想,也不可能提出新的帝国主义范式。尽管俄罗斯摆出一副自负的样子,但如果它在高加索地区、中亚或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和西方发生冲突,那要冒很大的风险。对于俄罗斯的现代化和安全来说,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依然是必不可少的。鉴于这些理由,人们可以希望,俄罗斯接下来的政治精英会彻底改变那种反美倾向并引领俄罗斯融人民主的欧洲。

“新”俄罗斯的崛起不可能使得俄罗斯与西方陷入新的“冷战”。不过,它有可能由于一些偶然因素而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从而出现1914年“八月枪声”那样的局面——当时,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种族仇恨、大国与小邻国之间的恩怨以及宗主国的自尊心在国际上引发了爆炸性的化学反应。美国领导层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被摆出一副亲西方“民主派”姿态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所左右。审慎、耐心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层要确保俄罗斯的崛起及其重又陷入“现实主义”模式不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的军事“防御系统”和基地、北约的急剧扩大以及有关民主的肤浅说教,对于解决俄罗斯问题来说是不够的,或者说不是明智的策略。并不是俄罗斯的每一项“特殊利益”要求都该受到“帝国主义”的强烈指责。对俄罗斯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加以管控、纾解东欧的恐惧情绪以及克服俄罗斯与“新”欧洲之间的历史偏见,在这些目标之间,美国领导层应寻求审慎的平衡。

本序言是作者为英文平装本所撰序言。——编者注?????

triumphalism,它并非是指某种具体的学说,而是指一种态度或信念认为某一特定的观念、宗教或社会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因而应该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译者注?????

GeirLundestad,“EmpirebyInvitation?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1945-1952”,JournalofPeaceResearch23,no.3(September1986):263-77,以及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since1945:FromEmpirebyInvitationtoTransatlanticDrift(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AndersAslund,Russia'sCapitalistRevolution:WhyMarketReformSucceededandDemocracyFailed(Washington.D.C.:PetersonInstitute,2007),以及HowCapitalismWasBuilt:TheTransformationofCentralandEasternEurope,Russia,andCentralAsi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EricShiraevandVladislavZubok,Anti-AmericanisminRussia:FromStalintoPutin(NewYork:Palgrav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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