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箱子呀,不过是我讲给你听的一个故事。我早讲过,白费力气,你那么起劲地找来找去真是呆气。你还唠叨什么梅花针,口气像个耍蛇的。你就那么怕?到了我这种年纪你就不会怕了。在你的狂妄的记忆里一定有许许多多各种类型的破箱子,它们东藏一只,西藏一只,你以为那里面装得有什么。年轻时都这样,其实……”她一顿,心烦地打量着我身后的窗户。
是那副墨镜,他朝玻璃上哈着气,死皮赖脸地伸进头来。“我住在十三条大街六十五号,是个医生,我在这里听了好久了,这叫出其不意。”
我在白天反复告诫自己说,到夜里,我一定不要忘记了注意那些箱子,我怎么总是忘记,我要在那些地方作一个记号。然而天一黑,我的记忆就完全混乱了,我钻来钻去,眼前不时地闪过一只箱子,一把扫帚,一个皮夹等,但我什么也记不得。我的家人们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们总该留下一点痕迹的吧?老鼠们在灯下咬起来了,房里的老鼠竟如猫儿一般大。我用发青的手捂着电灯,躲避灯蛾们的骚扰。电灯的光是冷光,那光线穿透我的肺腑,从墙壁上看到我心脏的投影,十分清晰。我本来要告诉妈妈关于夏天的事,在那个夏天,妈妈腌的豆角全化成了臭水;巴壁藤垂挂着,阴影里,铜茶炊“呼呼”地怒叫;猫儿爬过矮墙,墙根栽着蓖麻;三妹吹着口哨走来,鼻孔里插着两枚竹叶,竹叶上面凸起一些红点,像骨牌一样。
父亲的房里也没人,空气中弥漫着汗酸味,香蕉皮扔在板凳上。白天他挺机密地告诉我,最近他在捕蝗虫,他亲眼看见母亲杀了五只花蛾,扔在后面的枯井里。“明天我上绿山去。”他说,像小伙子那样扭一扭屁股,将怀里的瓦罐拍得“啪啪”直响,“那里的蝗虫真茂盛。”他欣赏着自己使用的形容词,满脸容光焕发。“我要同妈妈讲一些事。”我说。“你的妈妈,”他用力转动巨大的眼珠子,企图想起一些什么来,“她是一件不可靠的东西,不要轻信这种东西。”他用一只脚蹦起老高,将瓦罐里的河砂都倒了出来,“我一直睡在棉絮堆里,那里很安静,没有老鼠什么的。你患夜游症有多久了?那是一种很痛苦的病,原先我也得过。关于那个墨镜,你用不着提防,你可以和他友好相处,那家伙是我的朋友了,天一亮,我们就开始在外面游游荡荡,夜里睡在棉絮堆里。有一天,是槐树开白花的时候,我蹲在街角上,脱下我的背心,使劲地来搔痒——我有整整一个冬天没洗澡了。后来我发现还有一个人也蹲在那里,那就是他,他也在搔痒,我们一起倾听蚊子的嗡叫,浑身暖洋洋。”
房门“砰!”地踢开。“我不能洗头,”三妹披头散发,插着腰往我和父亲中间一站,“我一洗头脑袋就变得轻飘飘的,像一个汽球那样从脖子上游离开去。这种事你们绝对体会不到,绝对体会不到!说也白说。”她发狠地往床沿上用力一坐,听见她乳罩上的一粒扣子“啪!”地一声脱落了。
“有谁能知道我的悲伤?蓝天里飞来一只黄鼠狼!啊!啊……”她怪腔怪调地边唱边喘,还朝屋中央吐一口一口的痰。
“她这是颈椎肥大症。”父亲皱了皱鼻子往床脚下扔了一块东西。
“父亲?”
“你母亲等下会来吃的。你知道你母亲干吗隐蔽起来吗?她一直在躲老鼠。上次我扔去一块生蛆的熟肉,她照样吃得很起劲,真是饥肠辘辘呀,扔什么吃什么,你试试!”
他扎起裤管,露出左边那条苍白萎缩的、光溜溜的直腿杆子,将帆布袋子往肩上一搭,兴冲冲地说,“我今天就到绿山去!”
听见他在窗外吹口哨。
我终于给母亲讲了夏天的故事,我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脸庞涨成猪肝色。母亲似听非听,痴痴地笑着,光脚丫子在绷得紧紧的小腿上蹭来蹭去。
“对啦,太阳一出来,我就变成了一只肥鸡婆。”有一刹那间,她的瞳孔仿佛融化了似的。“我整日蹲在屋檐下的木板堆里,小孩们一来,就往我背上扔鹅卵石,终于有一块石头打断了我的脊梁骨。”她突然站起来,眼珠暧昧地溜来溜去,“我现在要一反常态,表现一种刚毅果断,刚才我还砸烂了一块窗玻璃。你们以为我全然蒙在鼓里,不是么?在被窝里面,你们每个人都在哭些什么呢?每天,看着你们泡肿的眼睑,我也在打着我自己的主意。你们看不透我,却认定这一下,你们就可以畅所欲为了!所以你们来跟我讲这一套莫名其妙的鬼话。”
不知从哪一天起,母亲开始来吓唬我们了。她故意躲起来不露面,但是她又无所不在。床底下,柜顶上,厨房的门背后,水池里,到处晃动着她歪歪斜斜的影子,那影子臃肿,发紫,还有一股霉味儿。我们一天到晚蹑手蹑脚,嘴巴凑着耳朵说话,时常我正对着父亲耳语,听见她大喝一声,仿佛跳将出来,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仔细一看呢,她并不在,那一声大叫原来是从收音机里发出的。也有的时候,她并不大喝,只在阴影里一味暗笑,使我们毛骨悚然。首先受不住这种恐怖气氛的是三妹,她从反复发作的癔病里摆脱出来,扛着一把铁铲追寻失踪的母亲。那种时候她往往火赤着脸,脖子僵硬,雄赳赳气昂昂的派头。屋里的墙跟、灶头,全被她用铁铲刨得乌七八糟。
当我忽然意识到母亲永远从这屋里消失了的那一天,父亲正咬着牙扎他的绑腿。“到绿山去钓两个月的鱼。”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腮帮子上泛起两朵桃红。
“母亲怎么办?”我冲口而出。
“我在树丛里喂着一条银环蛇,一唤就出来,你有没有兴趣?我们可以一块去捕蝗虫。”
“我的床底下就喂着一条银环蛇。”母亲的声音在阴影里厉声说。
父亲挎上帆布袋,像小伙子一样莽撞地冲出门外。帆布袋拍击着干瘪的屁股,“啪啪”地乱响。“两个月!”他边跑边回头朝我伸出两个指头来。
背后有种可疑的响声,转过身,看见三妹举起铁铲,朝着母亲发出声音的暗处猛扎下去,随即水泥地上冒起一排金星。
“你那件东西上面的扣子快脱光了吧?”我想起了这个。
三妹根本瞧不起我。她流着黑汗,在水泥地上一铲一铲刨得那么起劲,鼻孔张成两个大洞眼,“我睡觉的时间太长,我这是为了舒展舒展筋骨。”她振振有辞地说,“你老是幻想这房子会垮,真庸俗,怎么就不能想些别的。我一点也想不出你是怎么成了这么一个愤世嫉俗者的,这种人我看着就心烦,就心烦。”中午,她光着上身睡午觉,在床上不停地抽风,嘴角流着臭气熏熏的涎水。她就那样一直睡到天黑,也不吃晚饭。父亲只要在家,总要往她大敞的房门那里探一探头,然后一伸舌子,高声说:“遗传的作用是何等奇妙而壮观啊!遵此规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决定性的转折呢?”说了这句话,他便觉得自己具备了某种资格,于是将家中的吃食搜括一空,装进旅行袋。有一天落大雨,一个淋得落汤鸡样的男人从门外跌进来,抹着脸上的雨水,向着墙角母亲的影子一鞠躬,尖声尖气地说:“您好,妈妈!”三妹像风一样冲过来,用一块巨大的印着黑斑的浴巾将他包起,下死劲搓起来,一直搓得他嘴唇泛红,眼珠充血,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哭着说:“有了未婚夫真要命!”后来,她不知怎么又变得力大无穷,一把抱起那裹着浴巾的一堆,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用被子捂好,轻轻地拍他入睡。
“家里有个医生真别扭得要死。”母亲的头影像个蛇脑袋那样伸了伸。
“谁?”
“那墨镜罢,我早就知道未婚夫就是墨镜,这一下她的病要痊愈了。一种说不得的病,这种事,真奇怪。”她一飘一飘地缩到床底下去了。
“那段围墙怎么会成了绿的呢?我的听诊器丢了。”未婚夫在浴巾里“哼哼”地,“这屋里温度高,很好,一热,我就要睡觉。”
大雨过后,屋里密密麻麻结满了蛛网,稍微动一动就弄到眼睛里去。三妹一蹦一蹦地追逐蜘蛛,将蜘蛛网拉得满屋子飘扬。
“青春的活力啊。”未婚夫露出一只眼欣赏地说,“我那里也有各式各样的虫子。在深秋之夜,我在外面游荡的时候,必定有一只钻到我褥子里面去,我挂念着这件事,窝心得‘呜呜’直哭。”
“你干吗在我们楼上敲得惊天动地的?”我好奇地问他。
“因为内心惶恐?”他游移着不能确定,“三妹的病情弄得我终日惶惶不安,那该是一种很复杂的综合症。”
我生出一种要向他倾诉的热切愿望,我急巴巴地扯着他的耳朵告诉他:“这套房子一到夜里就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人全躲起来了,门窗也找不到了,如一个密封的铁匣子。我游来游去,碰翻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急躁得踢墙,踢肿了脚趾。我的三妹,她一定向你暗示过什么。她断定我夜间并没起来过,她指着我的凌乱的被子肯定了这个。你好像并没听到我的声音,你说说看,我的嘴里有声音发出来没有?”
“这屋里热得要命。”他的眼睛乜斜着,脑袋搭拉在胸前,微微地打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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