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命也运也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杈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青人啊,吊儿浪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器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样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象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个醉成一滩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大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的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经理人,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都像冲锋枪似地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错,把老爷子灌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会那么厉害。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最可怕的自我感觉失灵症,开始降临了。一旦失去检点自己的能力,便难免要发生失态和出洋相的笑话了。这个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毕露,比我们更加暴露无遗。这时说他是学者,鬼都不信。他说他在温泉浴场打过工,然后用手帕裹住额头,学浴室小厮擦洗澡桶的样子。他还说他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的秘密情人,每次风流以后,总可以吃到可口的寿司,还有两千日元的路费。那位太太,最叫他沉醉的是剌青,也就是纹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诉我们,你们简直猜不到剌在什么部位,剌的什么花纹,他要我们回答。活见鬼,纯粹是酒喝多了,这种谜让人怎么猜,何况还有小姐在座。不过,稍微想像一下,无非阴部或者臀部,于是也就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他见我们反应不太热烈,便说了,是在后背上剌了爱神邱比特和他的箭和一颗心。看起来,这就是小地方的人的少见多怪了。不过这番酒后胡言,倒也令人了解到高田未发达时,在他家乡求生时的卑微状况。
以后,他就从北海道到东京谋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
因为两个人年纪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来。这个日本人,别出心裁,写了一部关于东京垃圾的书,在什么杂志上连载过,很受欢迎。后来,由于这部专著,丁丁忘了是哪座大学,或者还是什么研究部门,居然礼聘他去做客座教授,专门从事都市垃圾的研究。还给他配了助手,还给他装备起实验室,还给他一笔数字不小的拨款。“妈的,这日本国,财大气粗--”有钱人对钱特别敏感,杨菲尔玛发表感想。“中国不会有这好事。”从此,发达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样的地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测,像丁丁这样的呆子(说得好听些,叫做执着,说得实际些,就是比较地缺心眼或者二百五),还会不被这个日本人抓大头?可能在高田有司发迹的早期,像三孙子一样当垃圾虫的辛苦阶段,多少帮过忙,效过力。于是,在丁丁回国去辞行的时候,高田突然慷慨起来,授权他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允许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丁丁问我,能不能联系一家肯接受他译稿的出版社。就从这儿开始,这只小蚂蚁离开杨菲尔玛要他当官的树杈,爬上了另外一个树杈,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条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样的棒,我有点怀疑。虽然他想当过作家,但插队的时候,连中学也未念完,对于汉语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有些信心不足。杨菲尔玛很认真地说,你对于丁丁的了解,太过于表面,她认为死丁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就是不达目标,死不休止的劲头。你如果让他造原子弹,他如果答应了,当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个给你看看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说她手下雇有数百员工,凡中层以上的骨干,都得她来口试决定录用,截至目前为止,百分之百地看准,法兰克福那个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经我过目的一个。“我说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当初要写小说,老爷子,不但你没戏,那些烂蒜,全毙!”她回首问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为这家伙起码要谦虚一些,但他不怕大风闪了舌头,堂而皇之地默认:“或许吧?如果我当初真打算干的话。”
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青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象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土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电钟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的这两个年青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致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田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炉,或倒进大海里,逐一的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邸,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叠声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邀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阙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是特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逮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带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脸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怎么想你们这些支那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地,跻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钏路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了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渔,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纤细手,问:“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咪咪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或是给他斟酒,或是请他夹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服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卑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星马泰十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蓄的小开,洋房买不起,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她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听?
丁丁说:“这就是人的可怜之处,在纽约,你说你是住在曼哈顿,你说你是住在哈莱姆,人家对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跟高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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