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及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评说,但世界上确实找不到另外一个民族,一代代统治者都那么在乎历史渊源,那么在乎血缘根脉,那么在乎华夏文明。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
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
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但奇怪的是,在此后的五千年间,这些问题仍然被一代代地反复提出,而且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一切军事或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只不过军事或政治行动总是极其繁忙又惊心动魄,构成了一个很难离得开的过程。很多人在过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后仍拔身不出,还深深地拖累了大地。只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余痕,却也早已支离破碎。你看眼前,一个老军人的遗产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对手也是同样。面对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时刻,我只有震惊没有感叹,胸中纤尘全无,火气顿消。因此,面对这些诸如“华夏文明”、“炎黄子孙”这样的大课题,也只剩下了学术理性,而不再羼杂世俗激情。
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跌跌绊绊地旅行。
有时也会分神,例如下山时看到街边阅报栏上张贴的报纸,发现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么运动高潮,又印出了蛮横的标语口号和批判文章。我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念还在被关押的父亲和已经含冤而死的叔叔。回到山上后好几天,仍然回不过神来。这时就会有一场狂风暴雨在夜间袭来,把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让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会轻轻地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三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做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做了史实,越积越多。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但是,他的《史记》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作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做历史的浅薄顽癖。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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