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当时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从早晨开门就得抢座位,到夜间闭馆前还灯火通明。我一再抬头仰望着一排排雪亮的窗口,心想,真是天佑中华。
后来,“文革”终于被否定,但编教材、编辞典也全都算成了“文革写作”。正好教材、辞典里确实还有一些“左”的字句,大家也就默默地接受批判。批判者,仍然是“文革”中批判他们的那些人。那是一种特殊的中国职业。
只不过,直到今天,世界各国汉学家的案头,最常看到的还是那一大堆《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二十四史》标点本。这些文化工程的学术质量,大多超过先于它们或后于它们的同类书籍。而被当年的教材改变了命运的学生,早已成了各个文化专业的中坚力量,现在都已临近退休年龄。
其实,就在我们编教材的同时,还出现了更加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国突然发现了一系列顶级的文化古迹。
即使是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常常应付不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古迹发现。而中国当时接连发现的是什么呢?居然是河姆渡、马王堆、兵马俑、妇好墓!稍低一点等级的,就更多了。
这一系列足以改写中国历史、改写人类考古史的伟大遗迹的同时出现,考验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潜力。从发掘、勘测、鉴识、研究到修复、保存,需要调动一支支职能齐全的文化队伍。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是,每一个环节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首肯。
有一些海外朋友经常问我: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古迹都是在那个时间发掘和保护的?
我是这样回答的:请不要嘲笑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化。灾难的本意是要破坏它,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和中国文化人的人格力量反而使它获得了一次精彩的大展示。
四
“文革”期间,通过一位老师的帮助,我一度在浙江奉化的一座山上潜藏。正是在那里,我巧遇原先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一处隐蔽藏书楼,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系统研读。
后来有人一直问我,在当时,还丝毫看不出社会对于一个文化学者的需要,为什么能够沉下心来刻苦研读?我说,我虽然没有看到需要,却已经看到一种崇高。那么多教师把全部精力投向教材、辞典、史籍、学报的场面,那么多专家把自己生命融入河姆渡、马王堆、兵马俑、妇好墓的壮举,使我明白,文化不是盛世的点缀,而应该是黑夜的蜡炬。如果世人暂时不需要这种蜡炬,那么,我就让它先在自己的心底点亮。
一旦投入就发现,根本不必亟亟地期待世人的需要,因为要点亮自己的心底就很难,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幸好终于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又被关注。很多文化人获得了创造的权利,我也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辞职远行,走遍中国,再走遍世界,对比中华文化与别种文化的异同。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很多人在努力,成果也有不少,但一年年过去,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却越来越滞后,越来越迷乱,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它似乎遇到了很多麻烦、很多陷阱。
因此,我要以自己几十年的体验和观察,来说一说中国文化在现代遇到的一个大陷阱。
五
不错,把文化当做欢庆的装饰、宣传的工具、政治的话筒,不断地营造由晚会、评奖、精品、大牌所组成的假大空排场,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陷阱对于真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而言,是能够避开的。而且,即便算是一个陷阱,也已经众目睽睽,而众目睽睽的陷阱就不叫陷阱。
另外,把文化当做一己的装饰、圈内的摆弄、超世的枯奥,不断地编织着由无效、无能、无聊、无稽所组成的伪精英表演,也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陷阱也已经被渐渐识破,造不成太大危害了。
那么,特别具有危害性的陷阱究竟在哪里?
大家不妨在心底自问——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史是由一串无可置疑的名字构成的,但是为什么在文化的旗号下越来越排不出像样的名字来了?那些没有官衔卫护的文化创造者,为什么全都流失在文化的边缘地带?他们的光荣和尊严是被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消解了?
中国现代政治风波虽然很多,但是不少艺术家本来并不是政治运动的目标,也没有被政治人物点名,却为什么总是首先受害?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推进了政治诬陷的泥坑?
老舍为什么自杀?沈从文为什么搁笔?赵丹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免斗”的遗愿?
眼下中国已经不可能在文化界发动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却为什么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化创造者都难于放松,是什么样的潜在信号给了他们这种心理防范?
为什么一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全都成了“有争议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又都成了“有争议的人物”?
大家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那么,是什么样的隐藏群体拿着一把把杀猪刀,等待着一个个文化名人?
……
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但似乎不必了。一种看起来并不太重要的存在造成了这一切。
它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但表述起来却很长:它是一种以鄙视文化为前提,以嫉贤妒能为起点,以窥私抹黑为手段,以上纲上线为套路,以大众传播为舞台,以打倒名人为目的,以一些充满整人冲动的低层文人为主体,能够快速引发世俗起哄而又永远找不到阻止办法的民粹主义大揭发、大批判。
这句话虽然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只要是中国人,一看便知。它,就是它。好好一段中国文化史,被它困住了。很多高贵的文化灵魂,被它缠苦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说,中国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种人的力量大得多。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大陷阱。
我们所说的这种大揭发、大批判,与西方近代学术界提出的“批判”概念正好相反。它不是以真相、理性、探讨、反思为基础,而是以虚假、情绪、造势、攻击为生命,因此在根本上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中国文化千好万好,却也有不少致命弱点,为它提供了特殊的滋生条件。
例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缺少实证意识。到处都喜欢谣言,大家不在乎真假,整个文化不具备辨伪、辟谣的功能和程序,这就成了它长驻不走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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