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担心他们的杂志是否适于以这样的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题目，还担心对第三帝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回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然而后来的反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编辑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出版商和我家里的电话铃声也无休无止。电话来自世界各地，打电话的人有记者，有认同被采访者的一些人，还有深受感动的普通读者。 连载的最后一期刊出后，《明镜周刊》从大量读者来信中选登了一部分，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教师之手。他生于1940年，父亲是党卫军军官，已被处以死刑。这位现年四十七岁的人写信给十九岁的斯特凡妮： 亲爱的斯特凡妮：我生于1940年，父亲曾经是州长和党卫军一冲锋队的长官，1948年因其纳粹罪行而被处决。我是个老师（虽然如果让学生说，我算不上好老师），教数学、科学、经济和历史。你问谁知道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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