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罗马住过几年。村上龙因公要来意大利,好心地跟我打招呼:“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给你带去。”我便说:“那,我想要日语歌磁带。”那还是索尼随身听刚刚问世时的事。他酌情挑选了大约五盒歌带,带了过来。
这当中我最中意井上阳水和小泉今日子,时常听。比如《底片》与《古典歌谣》。耳中从早到晚充斥着怒气冲冲的罗马口音意大利语,准是已疲惫不堪的缘故吧,日语的语音听上去十分悦耳。
稍后不久,我独自一人去威尼斯旅行。当时,我个人遇到了非常艰难的局面,郁郁寡欢,意识就仿佛是一盘散沙,再也无法凝聚。因此我停止了思考,将大脑尽可能清空,一味地在陌生的街头东奔西走,用随身听反复播放同一支曲子。
春天的威尼斯是个美丽的地方,但关于那次旅行,我心里却只记住了运河水面反射的安宁的光芒,以及耳机里重复播放的小泉今日子的歌。可是明明听过无数遍,却想不起歌词。旋律与歌声留存在记忆里,可内容却近乎空白。日语的语音和它作为文字传达的信息没有串联起来——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而正因为不相串联,这些歌才化作了零零碎碎的暗号,它们的声响才会在异国他乡保护了我。我觉得是这样,尽管无法解释明白。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有过好几次真切地感到哀痛的经历。那是一种一旦经历,身体各处的结构就必将发生变化的残酷事件。当然,谁都不能毫发无损地走完一生。不过每一次,那里都回响着特别的音乐。或者说,大概每一次在那个地方,我都需要有特别的音乐相伴。
有时候那是迈尔斯·戴维斯的曲集,有时候则是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还有的时候就是小泉今日子的音乐磁带。音乐在那个时候碰巧就在那里。我无心地拿起它,当作肉眼看不见的衣裳披在身上。
人们有时会把内心的哀痛和辛酸寄托在音乐上,以免被那份重荷碾压成齑粉。音乐便具备这样的实用功能。
小说也具备相同的功能。心灵的苦楚与哀痛虽然是个人的、孤立的东西,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又是可能与别人分担的东西,是能被悄然编织进共通的辽阔风景中的东西。正是它们,把这些告诉了我们。
我想,要是我写的文章能在这世界的某个地方发挥相同的作用,那就好啦。我打心底这么想。
本周的村上你见过并排贴着“嫩叶标志”和“红叶标志”①的汽车吗?我可不太想靠近哦。
①在日本,75岁以上的老人允许驾驶汽车,但必须在车贴“红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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