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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屐痕（第2页）

五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乎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和我推杯换盏了。

六

早在国民党军队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50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

国民党政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臭名昭著的判例。

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根据两岸的历史来看，1987年之前并无本质差异。但是具体对待挑战的做法，却又有差别。1979年的台湾，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集会群众在施明德、吕秀莲等人的鼓动下，与军警严重冲突。施明德是曾经在金门策划军事政变而被判十五年刚出狱的累犯，这次极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蒋经国先生在海内外舆论影响下，终于决定公开审理，允许媒体现场报道和律师辩护，并邀请岛内著名学者精英旁听。陈水扁和谢长廷就是因为这次辩护而从此步入政坛的。

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就是旁听者之一，蒋经国召见他询问对此案的处置意见时，他斗胆直言云——不宜流血，因为流血制造烈士，影响国际视听。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要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就是这样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颜进谏，挽留了台湾的民主火种。

当我和阿渡踟蹰在台北街头，目睹艰难奋争得来的看不见军警的和平市井，遥望弥漫的夜色我清泪盈眶。他们在那一审判之后四年多，就由李登辉特赦了所有无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狱，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无罪，他们终于获得了无罪改判。

七

淡水河是台北周边的主要水流，据说有一道临河小街蜿蜒在水岸边，是一个休闲去处。南方社的于雯带着我打了一个挂着台湾省车牌的的士径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湾独立书店的运作状况。

台北的的士司机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闲话。他说在台湾没有出租车公司，都是个体经营。只要不超过六十五岁，都可以去考出租车牌照，考到了便可以运营，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费，甚至所有的税全免。我问为何要免税，那都去开出租，市场不乱了吗？他说目前经济不好，政府要解决就业率，于是就出台这些鼓励性政策。至于都来跑出租也不可能，因为车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会退出，看来一切都是市场可以调节的。对他们而言，实在无法想象大陆那种把车牌发给某些公司，由公司再来盘剥司机的事情。淡水小镇的河边，坐满了闲人。河水清且涟漪，排列了无数钓竿。满街卖小吃的，地上却一点儿污渍也无。一家小书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落在一个铺面的二楼上。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很小的空间装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书，就知道这家主人的趣味——他们只卖文学、电影和生态旅游之类的书籍，而且排满了很多书店拒绝出售的诗集。

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个作家，其妻是诗人。一对神仙眷侣，就这样偕隐在此古老河岸的寻常巷陌之中，收养着几只流浪猫，然后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稀少的文艺读者准备着过夜的食粮。我的书有幸也在他们案头，他拿出一本请我签名，令我内心温软。书架上也有不少大陆原版书，两岸在艺文方面，其实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独立书店是区别于其他连锁书店的一种个性卖场，早在戒严时期就为台湾的民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货源纯粹来自自己的采购，不接受那些中盘商的配送。台湾人口太少，书业不算太兴旺。最大的诚品书店连锁，倒是游人如织。以人口比例来看，比大陆爱书的人还是要多一些。因为人人皆可登记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选题就出，没有就闲着，倒也不存在格外的亏损和债务。

坐在有河书店的露天阳台上，端着一杯浓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内心忽觉怅然。故国河山无数类似的古镇水涯，都曾容留过我的倦足。沧浪之水，清浊有别，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们却至今未曾见着。

八

罗大佑率领的纵贯线组合从台北首演出发，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后，刚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演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走过来的，阿渡说——我们也去告别一下这个时代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嘉宾席。

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演唱会，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见主要的座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据着。许多阿渡的老友邂逅于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挥别青春轩昂的岁月。我看见他帅气沉稳却已鬓角染霜，想象当年这个台中山区的农家孩子，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苦难童年。那时他父母因为负债欠税而不得不四处躲藏，甚至母亲也曾入狱，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提篮探监。

他的青春时代是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当我们在此岸偷偷阅读胡适之时，他在台北的独立书店和图书馆到处寻找《资本论》和鲁迅。我们都怀抱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去都市求学，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壮阳药。

罗大佑的一些老歌，时不时让我鼻根发酸。童年没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没了，皇后大道东依旧还游行着手捧灯盏的纪念或抗议队伍。龙应台先生一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面对此语，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该为如此强国而脸红。

纵贯线演出结束，大家兴犹未尽，便去街边夜酒。“纵贯线大哥”在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黑帮词语，专指那些超帮派南北通吃的角头大佬。刚才张震岳不时在台上说，跟着几位纵贯线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台上台下就一起会心地笑。恰好和我对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谈吐，端坐如山，隐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爷的厚重，问起来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发江湖忆旧游的时光，眼前的江湖还在，而心底的江湖却渐渐冰封了，剩下的似乎只是无边的寒意荡漾。

九

次日就要辞别台湾了，书展的沙龙活动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个对话，香港作家老友陈冠中、“自由亚洲电台”梁冬兄等皆来捧场。邂逅了梁文道和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谢梁兄在节目中推介拙著，相约北京酒聚。有时常想，这个世界其实真小，该要相识的注定就要相逢。

晚上的饯行酒局在一个深巷小店里，阿渡说这是全台北最好的卤肉饭吃点，他前些日带马悦然也是在这里大快朵颐。卤肉饭是台湾的一种民间美食，味道确实不错。书展基金会主席林载爵先生和大奖评委陈浩兄也来对酌，我的老友台湾出版界大佬郝明义也坐着轮椅赶来，陈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时报的杨泽兄皆一起来凑兴。一番觥筹交错，我不禁有了几分薄醉。

宴罢酒兴未阑，大家又一起去邻家一个朋友的独立书店青康藏书房品茶。主人何新兴也是性情中人，再开两瓶红酒火上浇油。这样的燕聚，也算是民间的两岸三地吧。因为一场文字缘，就这样五湖四海地会合了。那一刻，在我们心中，应该早已没有那道伤口般的海峡了。

别了，台北；别了，民国。梁园虽好，我只是过客。我不想留下，虽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奋斗过的社会。正如英国诗人彭斯诗云——我的所爱在高原，这里没有我的心。我的祖坟犹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长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

我毅然走向机场的时候，加缪的声音从天空隔着一个世纪传来：流放者终将归来……为的是重新经受考验并且得到他应该拥有的东西——他田亩里的微薄收入，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爱情。从一个人诞生开始，他就必须留下时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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